[摘要]:城市化进程就是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的过程。当前,应实施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与土地流转制度的协同改革,实现农村人口流动与土地流转的联动,实现城镇户籍人口与城镇常住人口的一致;消除附着在户籍上的城乡差异,消除农村居民向城镇有序转移的体制性障碍;完善土地流转制度,保障农民土地产权权益,与城市居民平等分享城市化的收益,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合理流动,实现城乡协同发展。

　　城乡统筹发展不仅强调城乡发展的互动性、互补性,而且更注重建设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制度。换言之,统筹城乡发展就是推进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就是建设城乡均衡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农村劳动力与人口流动、转移为突破口,实现城乡互动的发展。对城市而言,关键是找到以城带乡、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以工业反哺农业的路径与载体;对农村而言,关键是促进农村劳动力与人口流动、迁移,把农村的资产盘活,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推进农村资产资本化。

　　一、农村劳动力与人口迁移、流动的特点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认为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异导致了农村人口的城镇迁移,迁移加快了城市化。城乡的收入差距与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由于吸收了大量农村廉价劳动力而不断扩张,结果加快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乡二元结构的转换,加快了经济增长。在托达罗人口迁移模型中,认为迁移导致了城镇化,可以带动城市经济的发展。新经济迁移理论的分析认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具有必然性,能够实施对家庭经营合约的风险分担,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不仅不会造成农村的凋敝,而且还会促进农村的发展。因此,政府不应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而应鼓励劳动力向城市流动。

　　(一)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与人口流动多、迁移少

　　世界城市化的实践证明,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的过程,单纯依靠农业的发展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受到了限制,必须通过城市化减少农民、分流农民,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选择。农村农业的边际报酬为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边际报酬为正的工业部门或城市,是推动工业增长与城市化的基本动力,也是推动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动力。无论是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经济模型,还是托达罗的人口迁移模型,以及新经济迁移理论和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分析模型,都充分证明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强调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社区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功能———没有广泛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转移,就没有现代经济增长,就没有城市化与工业化。农民工进城的动因在于进城能够找到好的工作岗位、提高收入,分享城市化的收益。

　　城乡二元结构的实质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背后是农村小农经济与城市工业和服务业发展中的规模经济发展的差距。城市现代产业的规模经济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可以拓宽就业的渠道,增加相应的岗位,进而提高人们的收入,而且其提高幅度与城市规模有很大关系。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从1978年到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由2.57倍扩大到3.33倍。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享有各种补贴、劳保福利和社会保障等隐性收入,以及农民尚需从纯收入中扣除用于再生产的部分,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差距约为4—6倍。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值率大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年均增值率,如1978年至2007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了7.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7.3倍;从1994年以来,农民收入的增幅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分别为4.09倍和4.4倍;二者之间绝对额的差距逐年扩大,2008年以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相差约1.1万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所以继续扩大,其原因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村人多地少的局面,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细碎化的经营方式。只有加快城市化进程,使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就业并最终转变成城市居民,随着务农人口户均土地经营规模的逐步扩大,务农收入才有可能逐步接近和赶上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才有望逐步缩小。

　　农村劳动力与人口流动、转移到城市,能够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一般而言,在一个特定区域内,公共品供给的状况,决定着从事投资或经济活动的成本、风险与收益状况,也会影响到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可能享受的社会福利状况,甚至会影响到支撑着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与乡村相比,城市具有较完备的公共服务的设施,具有比较完善的住房、社保、就业、教育、卫生支撑保障机制,具有现代工商业体系与文化交往网络。农村劳动力与人口进入了城市就可以分享这种公共服务,生活条件可以改善,收入可以增加。虽然现在城市公共服务,一部分是与户籍挂钩的,如就业、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等,而一些公共服务无法与户籍挂钩,比如城市地铁、绿化与文化生活设施等等。因为城市有比较完备的公共服务可以分享,从而可以提高生活的质量。在城市可以享受无偿或低收费提供的路灯、自来水系统、公共服务设施等公共产品,而在农村则主要依靠农民“买单”,政府充其量给予部分补贴。当前我国人口流动迁移的基本态势,城市公共服务供需矛盾凸显,流动人口的市民化任重道远,新一代农民工的流动意向发生了重大变化,举家迁移、长期居留趋势明显。如2009年劳动年龄流动人口构成中,39%是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受教育程度更高,流动人口的总量大,他们普遍脱离了农村劳动,向往在大城市生活和工作,且维权意识更强,渴望公平的生存发展机会。

　　(二)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迁移的基本特点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实践表明,通常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而行,或者城市化率一般都要高于工业化率。而中国长期以来,却走了一条与其他国家不同的道路:即城市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或者说工业化一直高于城市化。因为现实中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迁移并非一帆风顺,还存在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与土地流转制度等诸多障碍。近几年来,一些省市先后开始进行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统一为“居民户口”的改革。如江苏省从2003年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地方城镇户口、蓝印户口、自理口粮户口等户口性质,按照实际居住地登记户口,统称“居民户口”。到2007年,全国已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统一了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统称为“居民户口”。还有一些省市相继建立了居住证制度。从表面上看,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似乎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很大。但如果认真分析,取消两类户口,统一为“居民户口”背后的制度安排的改革则远没有到位。在已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划分,并在名义上建立了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的省区市中,改革通常仅仅是户口名称的改变,配套政策并没有跟进,教育、养老、医疗与低保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并没有落实。很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户籍制度并没有放开甚至还有所增强,使得农民工融入城市困难重重。这些城市往往通过设立“进入标准”,比如只有本科生以上,或者城市急需的人才才能获取这些城市户籍。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因教育与就业岗位的限制,从事的行业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贸易及餐饮、社会服务业(都属于竞争性行业),收入水平也较低。许多农民工已在城市工作、生活多年,但城市却拒绝农民工留在城市中,在城市不能住有所居、病有所医和老有所养,加上对农民工进入城市的抵触与轻视,使得我国每年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众多,但城市化进程却显得异常缓慢。农民工并没有真正迁移至城市,而像候鸟一样在城乡之间进行流动,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年轻时外出(打工),年老时回乡(务农)”,有人把这种城市化称之为“伪城市化”。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大量长期居住在城市的人口没有城市户籍,因而没有市民权,无法在城市行使公民的基本权利,也不能完全享受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尽管他们工作在城市,纳税于城市。此类人口,不仅包括从事低端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农民工,也包括尚未找到稳定就业岗位的年轻的大学生,以及一些出入写字楼的白领阶层,换言之,构成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驱动力量的人口,却没有完成真正的城市化。改革30多年来,尽管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流动,有2亿多农民工已经作为一些城市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已在城市中工作、生活多年,却未能融入城市。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并没有完成制度的转移,没有完成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覆盖,游离于城市之外,游离于自己创造的财富的分配之外,进入城市的绝大部分农民工无法使他们的劳动成果通过正规所有权制度加以表述,他们只能生活在“布罗代尔钟罩”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