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兰州１１月１７日电（记者陈俊王博）蓬松的皇后领外套，纤巧的高跟短靴，举手投足间还带有些８０后女孩的俏皮。单凭这些印象，很难将今年刚满３０岁的刘志和种着２０００亩土地的“庄家人”联系在一起。聊天时，刘志不停地在家乡话和夹杂着吴侬软语的普通话间切换“频道”，似乎也显示着她与众不同的生活轨迹。

　　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大批农民进城务工，来自甘肃通渭县平襄镇中林村的刘志也曾是其中一员。

　　初中毕业后，刘志在新疆拣过棉花，也在南方做过小工。２００５年，刘志终于在上海的一家大型日化企业站稳脚跟，成了部门经理。“月收入六七千元吧，还可以。”刘志抿嘴笑着“谦虚”道。实际上，这在农民人均年收入不足３０００元的通渭县，绝对够得上令人嫉妒。

　　２００７年，刘志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她和家乡中林学校的老师罗春庆结了婚。婚后，和中国很多的务工家庭一样，刘志面临着选择。因为“牵挂都在这里”，漂泊多年，骨子里期待安稳生活的刘志最终选择了回乡创业。

　　刘志婚后第二年，适逢《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出台。中国政府释放出明确的政策信号，“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

　　这一能够盘活农村最丰富资源的法子逐渐从中国富庶的中东部地区延伸到了贫瘠的西部，也到了刘志所在的村庄。“见过大世面”的刘志和头脑灵活的丈夫罗春庆盯上了村里因青壮年外出打工而撂荒的土地。两人决定流转土地当“大户”，于是他们向外出打工的乡邻租种了２０００亩土地。

　　驱车在泥泞的道路上颠簸了许久，才到了刘志麾下２０００亩地所在的马岘梁。刘志说，目力所及的３个山头两道弯都是她的“地盘”。远远望去，土地大多呈现塑料地膜的银色，一些新推梯田则露出了新鲜泥土的深褐色。

　　刘志将农民手里零星的土地串起来，推成了便于机械化耕作和控温保墒的梯田。在大片的梯田上，刘志用小型机械深翻、覆膜、点播以及喷洒农药，“省去了很多人工的成本。”

　　今年，利用当地政府大力推广地膜和良种的“优惠”，刘志种了１５００亩全膜土豆、３００亩全膜玉米。刘志说，单玉米一项，按照当地推广的全膜双垄沟播技术种植，就可以达到亩产１２００斤，加上机械化省去的成本，算下来绝对不会比在外面打工挣得少。

　　比起单纯的耕种者，刘志更像是土地的经营管理者。在刘志的土豆窖旁，记者看到七八名她雇来帮助分拣土豆的妇女。播种或收获的季节，刘志通常要找周边赋闲的五六十位村民给她打零工，她既参与其中，也实施管理。

　　在中国农民的外流潮愈演愈烈的今天，很多人担心未来农村“谁来种地”。通渭县农牧局副局长马健武表示，“集团”、“产业”化的农业运作方式，让曾经“没治”的土地焕发生机，吸引了一大批像刘志这样的年轻人回乡种地，也让另一部分想务工，又担心土地撂荒的农民能从效率低下的劳作中解放出来，放心外出。

　　每天与土地打交道，刘志笑称自己就职于“马岘梁溏土集团”。她认为，“如果说我过去做的是‘美丽产业’，那现在就是‘阳光产业’。”在她看来，现在“农民”并非是身份，而成为了一种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