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周其仁：土地改革的顶层设计要充分汲取地方经验]

　　【《财经》年会专报】“

　　在北京制定政策，研究制度变化，应该充分吸取底层变革的力量，不能完全靠顶层设计，应该怎么样，最好怎么样，最理想的方式怎么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博源基金会学术委员周其仁11月28日在出席《财经》年会2013“议题三：城镇化进程与土地制度变革”时表示。

　　以下为发言实录：

　　中国的脉络还是很清楚的，经济自由一增加，城镇化就加速。过去我们体制是一个划地为牢的体制，城乡之间不同的产业，不同地方，包括城市之间都是不能轻易动的。这种不能动的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

　　改革以后增加经济自由，人是很灵的，人往高处走，他要往较高的收入方向去努力，这样城镇化从不到20%，到了去年51%多。所以这个趋势脉络是很清楚的。新的问题就是经济自由的发展在不同的方面不平衡，因为经济自由他要靠权利来规范它，因为你不能说你一个自由妨碍其他人的自由，社会就会麻烦了。但是不同的资产权利规范难度不一样，我打工的能力，或者我的人力资本，我背起来就可以走，哪里收入高我就到哪里去，中国几亿人这些年就完成了从低收入区往较高收入区移动，也提高了整个国民的收入。

　　但是其他资产，土地资产，就要麻烦得多，它不能背起来就走，它有很大的位置性，两个星期前我去了贵州，湄潭，他们有两千多万人口在外打工，他们在家里都有地，但是没有办法，他们没有办法把地背起来就走。

　　问题是人移动容易，土地移动非常难，土地的权利界定比人资产的权利界定看起来困难。现在问题就是这两个东西不匹配，人口的流动性跟土地资源配制的灵活性之间有冲突。

　　现在我们国家土地制度刚才大家讲了很多方面，主要的特点就是按行政，按市场，行政权利和市场机制过度时期，转型时期的一种，土地不是说没有市场，1987年，88年深圳开始土地拍卖，这对我们国家土地资源的配制起了巨大的作用，问题是问题，成就是成就，要没有当时这么一拍，完全靠划拨，中国没有今天这个场景。但是什么地可以进入市场呢？第一，必须是国有土地，国有土地哪来的？从农民那里拿来的，政这个字了不得，它不能讲价钱，它是强制，志在必得，一划规划就行了，补偿多少是政府定的，补偿怎么付是政府在执行。

　　从这个角度看，是高度的强制，高度的行政主导，这个资源一拿到政府手里，有个市场可以拍，我们很多位置的城市土地价格涨得非常高，这样就带来了非常普遍的经济问题，我多征一点地，多储备一些地，不断往市场卖，财政很好，金融也很好，发展也很快。

　　这个事情就和另一个侧面发生冲突，城市土地都是农民的地，世世代代是人家的地，农民说你这个地拿去，搞国防基地了，农民就算了，现在农民看到你拿去一卖卖那么高的价，农民慢慢也醒了，他也开始懂这个东西了，所以现在摩擦就在这个地方发生。

　　这条路怎么走出来，我想强调土地改革不是为土地改而改土地，要和城市配合起来，要和人口流动要有一个很好的配合，这是基本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