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不起的土地流转

　　本刊记者郑旭

　　如果不是房东随意丢掉的一份报纸，来京务工的河北迁安籍农民高贺似乎早已忘记，因土地流转，他所在的村子曾经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而点醒他的这篇报道，恰与2012年年末在京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有关。

　　有消息称，本次会议重点是研究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全面部署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农业农村工作。

　　有观点认为，会议提出的“确保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继十八大提出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总体要求之后，中央为解决“三农”问题找到的一个切点。

　　此次会议明确强调，充分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限制或者强制农民流转、承包土地。这是一条底线，且要守住这条底线。

　　易庄个案

　　高贺本是迁安易庄村的村民，在家排行最小，往上还有一兄一姐。因有木工手艺，2005年开始，高贺的父亲便带着大哥远赴河南安阳一带承揽家装类的小工程，大姐则在唐山做家政服务。

　　两年前，他和留守在村里的母亲、大嫂一起打理家中承包的5亩水浇田，“一般的年景，一亩地一年下来能有1000多块钱的收入。”

　　2009年咋暖还寒时，村里开始流传一种说法，称有大企业要来这里投资建厂，但并不清楚具体是什么企业。而同样的消息也在周边几个村子不胫而走。

　　时令不等人。播种条件具备后，村里每家每户开始投入生产，“大企业建厂”之说也就没人再提了。

　　那年夏天，高贺的母亲突发脑淤血被送医救治，转危为安后接受住院治疗。为了照顾母亲，他和大嫂轮流守在病床前，地里的庄稼几近撂荒。

　　就在此时，村里一位种粮大户对外宣称，自家地每亩打出1300多元的粮食已经不成问题。在高贺眼里，这位种粮大户是有本事的人，地种得好，在城里还买了楼。

　　之后，易庄村村民迎来了一个“多事之秋”。

　　母亲病愈出院后，村干部就来到高贺家里传达上级指令，说易庄、白庄、南丘几个村的大部分土地要流转给企业建厂，让高家人在一份土地流转协议书上签字。至于建什么厂子，高贺说他问过，村干部先是不让问，几经犹豫后只说了句“是一个很大的农业项目”。

　　很快，远在河南的高父打回电话，说土地流转在河南也有，“只要村里人都同意，补偿款给得合理，就转吧。”

　　但事非人愿。按照高贺的说法，当时流转协议中规定，每年每亩水浇地流转款1000元，旱地每亩每年600元。看似旱涝保收的一纸“契约”，在几个村的村民心底却像强制卖地。

　　“村里人都认为，补偿款给得不合理。当时，有懂中央政策精神的村民代表还安慰大家说，土地流转的原则是‘自愿’，自己不同意的话，上级是不会强行让你流转的。”

　　没过多久，村民发现，这种名义上以自愿为前提的土地流转实际上已经走了调。

　　“你不签字能行吗？人家逼着你签。”高贺说，“起初村里、镇里干部的态度还可以，凡事商量着来，后来却搞起了株连制。村小学有位李老师，因为他爱人不在流转协议上签字，就被校长撵回家去‘做工作’，如果再不签字就不让她上班了。”

　　类似的情况也同样发生在柏庄、南丘等几个村。更多村民加入到抵制“流转”的队伍中，他们开始利用各种渠道表达自己的不满。“白庄村的村民还分了工，有负责上访告状的，有负责联系电视台的。”高贺说。

　　尽管如此，施工方还是在“流转”而来的土地上圈起了三米高的围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