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小岗村仅200公里之遥的肥西县，是新时期安徽省较早进行农村改革探索的农业大县。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农村地区发展家庭农场，而早在2002年，肥西已率先试水家庭农场。
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家庭农场对资金依然“饥渴”，不过，如果没有用工政策、涉农保险等配套服务相佐，家庭农场即便得到资金“果腹”，依然如同营养不良的孩童，在前进的道路上跌跌撞撞。
安徽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35年前，十八位农民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创造了“小岗精神”，由此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距离小岗村仅200公里之遥的肥西县，是新时期安徽省较早进行农村改革探索的农业大县。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农村地区发展家庭农场，而早在2002年，肥西已率先试水家庭农场。
盛夏时节，证券时报记者奔赴这个农业大县实地调研。据悉，目前肥西县注册的家庭农场有38家，主要分为三种经营模式——单一生产结构的家庭农场、种养结合的综合性家庭农场以及“龙头企业+农户模式”的家庭农场。
据了解，肥西县家庭农场经济效益较为突出。2012年全年家庭农场经营总收入4834万元，其中50万元以下的20个，50~100万元的6个，100万元以上的达到12个。
记者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家庭农场对资金依然“饥渴”，不过，如果没有用工政策、涉农保险等配套服务相佐，家庭农场即便得到资金“果腹”，依然如同营养不良的孩童，在前进的道路上跌跌撞撞。
单一型家庭农场
遭遇转型之惑
望着满眼凝翠欲滴的稻苗，这炙人的酷暑也有了盼头。丰乐镇种粮大户韦世平打算等到这批稻子收获之后，就将目前承包的600亩耕地扩大到1000亩。
丰乐镇是安徽省肥西县典型的农业镇，而韦世平则是丰乐镇河湾村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他从2010年开始承包耕地600亩，其中，200亩种植农业部的高产示范项目。前两年韦世平亏本经营，但是从2012年开始，便盈余10多万。
据韦世平介绍，他所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期限是从2010年到2025年，每亩地流转价格为500元，每5年调整一次土地租金价格。韦世平已投入85万，用于雇工、土地租金和生产资料采购等。现在，平均成本在1200元/亩，纯收入为500元/亩，收益可观。
像韦世平这样单纯种粮的家庭农场在丰乐镇十分普遍，记者了解到，仅该镇河湾村超过100亩以上的农户有6家。小规模的家庭农场平均一年纯利润是800元/亩，由于用工成本较高，大户平均一年纯利润在500元/亩。
当记者问及经营有何种困难的时候，韦世平第一反应是雇工，用他的话说“资金可以借，人却借不来。”河湾村支部书记王於华告诉记者，“现在50年代、60年代出生的人还在种田，70后很少种田，而80后基本不种田。每到11月份水稻成熟时节，很难雇到人来收割。”目前农村大多采取机械化耕作，但是肥西县多为丘陵地带，部分农活仍需人工完成。随着农村劳动力出现缺口，雇佣费用水涨船高，直接推高了生产成本，规模稍大的农场经常为雇工匮乏和人员变动而伤神。
虽然小规模的家庭农场不缺人手，但是在像肥西这样的中部县城，农村经济发展远落后于城市，农户外出打工或是迁徙到城市已成常态，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越来越少，一家一户小规模种田的形式正在逐步消减。“二轮承包结束，三轮承包开始，耕地肯定会集中起来，还是会形成大规模的农场或者是企业，用工难还是解决不了。”王於华介绍说。
除了面临用工荒的难题，耕地价格的逐年上升使单靠种粮的农场正在萎缩。由于粮食种植的成本低，收益稳定，肥西70%以上的单一型家庭农场的生产品种是粮食型作物。“种粮大户的风险在于粮食的基本价跟不上土地价格的调整，不转产难以为继。”丰乐镇外宣办翟主任告诉记者。
由于缺乏劳动力，小规模的家庭农场正在汇聚成规模较大的家庭农场，可是大规模的家庭农场面临着转产的困境。农户单纯靠种粮食所卖的钱已经慢慢支付不起土地的流转费用，而种植高附加值的农作物则面临巨大的风险。
对大规模的家庭农场来说，即使政府有心给予补贴和土地，但是在和有实力的企业竞争过程中，家庭农场也付不起高额的土地费用。“站在老百姓的利益上，谁出的价高耕地就租给谁。”王於华说。在这种情况下，耕地大片集中到有实力有规模的企业手中。“到2025年家庭农场如果不转产，只种粮食的话，可能就要消失。”王於华颇感无奈。
综合性家庭农场
不得不“裸奔”
苏维平是河湾村最早开始探索家庭农场的农户。他创办的鲤鱼窝是当地最大的一家综合农场，面积总共398亩，经营苗木、禽类养殖和观光农业。他的土地流转合同从2007年签至2025年，土地租金前5年是300元/亩，之后，每5年土地租金价格涨20%。
据苏维平介绍，鲤鱼窝的发展分两个阶段。第一期是2007年到2009年，包括整理园区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耗费160万，生产定位于水生蔬菜种植，由于道路不畅，销路不好，从2009年开始转换投资策略；第二期从2009年到现在，经营定位在以林养园和水产养殖，资金追加到320万，今年开始扭亏为盈。
苏维平认为现在的经营困难并不很大，“但是想要淘几桶金也很费事。目前只能向前走，跑不起来。”苏维平跑不起来的原因是没有农业险兜底，他不敢将步子迈得太大。
苏维平家庭农场的收入70%来自于苗木种植，但是肥西县的农业险范围只包括水稻、小麦、油菜等粮食作物，并不覆盖苗木。林业局告诉苏维平，他的林子只能保农林火灾险，然而苏维平需要的不仅仅是火险。鲤鱼窝地势低洼，处于圩区。每逢下雨天，苏维平夜里不敢合眼，担心园子里的树会有灭顶之灾。“水渗上来，有一层楼高。没有上保险，几年的辛苦就真泡汤了。”他说。
如同苏维平一样，综合农场经营者最担忧的便是农业保险不包含他们所经营的项目。综合农场为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会运作一些高回报，同时也是高风险的项目。然而农业保险品种的不健全让这些项目毫无保证。
“没有上农业保险，这不就是裸奔？综合农场比种粮大户收益高就高在这风险最大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农业保险，还不如种粮稳妥。”另一家希望政府能尽快完善农业保险的综合农场经营者告诉记者。
“龙头企业+农户模式”
良莠不齐
盛夏时节，途经肥西西北入口的旅客，便可看见绵延百里的紫色花海，这就是安徽滕头苗林有限公司培植的紫薇，也是肥西发展龙头企业带动农户的最新成果。
安徽滕头成立于2011年10月12日，是肥西县官亭镇引进的浙江滕头园林集团下设的安徽苗木基地。原规划种植面积是1万亩土地，后期扩展到2至3万亩，种植紫薇、晚樱、重阳木、美国红枫等32种中高档苗木品种。
据安徽滕头办公室经理郭文博介绍，企业年均成本大约是1.5亿，如果种植周期结束，每年生产苗木净赚5000万以上。公司不仅提供“五险”，雇佣当地农民工作，并且还带动周边农民种植中高档树木。
据悉，安徽滕头签署的土地流转合同期限是从2010年到2025年，如果国家的土地政策没有大的变化，合同将自动顺延至2035年。前三年土地的租金是500元/亩，以后每年以7%的速度递增。为了吸引大型企业落地，同时也考虑到苗木种植企业前期没有收益，官亭镇政府承担了每亩200元的费用，安徽滕头实付300元/亩。当地政府不仅承担了经济风险，也承担了信誉责任。
不过，对于县级以下的政府来说，“龙头企业+农户模式”是把双刃剑。经营有方，财力雄厚的企业将提高当地农户的收入，带动整个地区经济发展；如若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不仅给政府留下高额的土地租金债务，还会造成人地矛盾。因此，企业经营方针的正确与否成为带动该模式下家庭农场发展的决定因素，也是这种模式带来的核心难题。
除了经营状况需要政府实时监控，此种模式还存在另一种并发风险——骗补和圈地。农林企业享受的补贴来自于项目奖励，而这些以奖代补的大额补贴多是一次性下发，并没有追踪机制，政府很难追究企业将补贴用于何处。
肥西县政府工作人员老宣（化名）告诉记者，有些外来企业利用政府急于带动当地发展，提高农民收入的心理，通过各乡镇的招商引资平台，大面积流转千亩甚至万亩的耕地，种植国家或是省市县的示范项目骗取补助，来降低每年土地租金的成本。老宣说：“大部分的土地流转合同都是签到2025年二次包干结束。2025年之后国家在土地政策上有什么变动，我们都不知道。可能会给这些占地千万亩的企业钻空子。”
记者在调研过程中获悉，一些为了土地或是为补助而来的企业，前几年破产跑路，结果给当地政府留下了一堆烂摊子。“以奖代补的补贴不能一次性下发，可以分几期，渐进分发。数额小一些，鼓励的性质更大一些，让企业觉得这是一种荣誉，而不是赚钱手段。一定要提高工商资本进入家庭农场的门槛，政府不能手软。”老宣总结说。
当地政府无法介入企业的日常经营，只能对违约撤资的现象做一些补救措施。“我们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两种补救措施。一是拍租，将破产企业留下的地分片竞标，价高者得，必须在中标5个工作日内付清一年的租金，且预先支付下一年的年金；二是通过政府牵头，引进效益好的企业入股经营不善的企业，以减轻政府在支付剩余土地租金的负担。”肥西县农委副主任李学齐告诉记者。
配套服务
与二次转包隐患
虽然上述三种类型的家庭农场对资金有极大的需求，不过，目前资金已经不是困扰家庭农场经营者们的首要难题，他们更渴望各项配套服务能够跟上。
由于没有土地所有权，家庭农场无法凭借流转而来土地向银行借贷。在融资问题上，企业筹集资金的渠道较多，个人则是通过积蓄和亲戚朋友的借款来筹集初始资金。因此，经营者在选择家庭农场生产品种方面更加精打细算，量体裁衣。
王於华告诉记者，还没有农户提出要政府贷款或是融资。“最近十几年，真正贷款给农业这一块没有。小规模农户经济跟得上，资金缺口不大。大点规模的农户都是自己向亲朋借的钱，企业自己能筹到钱。”
单一结构的家庭农场面临用工难，综合农场面临农业保险不健全，龙头企业模式面临政府监管困难。这三种模式在发展过程中困难重重，但无疑是在农业探索上迈出重要的一步，但是如何健全相关的配套服务将会是家庭农场在探索路上遇到的最大难题。
记者在调研时还发现，有一些企业以500元/亩的价格将土地大片流转过来，重新修建科技含量较高的农业基础设施，再以高价转租给其他农业企业。
这种二次转包情况被当地明令禁止，因为合同上明确不允许将土地转租给第三方。然而，记者询问肥西县政府工作人员对此种转包行为的看法时，接受采访的工作人员表示，“在不改变农业土地使用性质的前提下，只要能把租金足额付给农民，这也不失为一种探索。”
然而各乡镇的政府部门并不青睐这样的模式，“只要不违反大的政策，能给群众带来利益的行为，我们是不反对的。但是在农业土地的处理上，我们求稳，如果变换太多，万一群众不理解或是不同意，会造成矛盾。”官亭镇外宣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中央1号文件提出发展家庭农场，但是并没有出台细化的扶持政策。这对于肥西县这样一个中部地区的农业县来说，只能套用农业产业化的相关规定来度过这段“政策真空期”。对于现在出现的问题，县级以下的政府也颇感力不从心，只能边走边看。
家庭农场规模
“涨停板”设在哪？
到底家庭农场的规模应该多大？记者调研的肥西县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只出台了关于种植面积、注册资金和土地流转年限的下限，而各省市也大多只明确家庭农场的最低注册要求。虽然各地情况迥异，但是这样的政策无形中促使中小乡镇的土地大面积集中。
“三农”专家陈锡文认为，我国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在几十亩到上百亩的规模，一般不适宜超过300亩。
但是肥西家庭农场普遍突破了300亩规模。客观上，由于城镇化促使务农人员减少，农业用地只能集中到部分农户手里；主观上，在记者接触的种植大户中，普遍存在希望将现有土地扩大的要求，特别是希望将土地扩展到千亩以上。
据记者调查，农户之所以希望土地大片集中，主要原因有三：其一，国家给予大规模农户的补贴高，而且也容易评上示范基地或其他项目；其二，生产成本相对摊薄，肥西作为农业大县，大面积耕作更适宜机械化收割，也适宜统一施肥灌溉等；其三，大面积种植可以发展多样化生产，既能栽种收入稳定的粮食，又能栽种生产周期长、但是经济效益回报高的农作物。
值得探讨的是，家庭农场的概念是基于家庭成员作为雇工或是必要的生产劳动者，当大面积的农业土地集中到家庭农场经营者手里，就突破了家庭概念，又怎能再称之为家庭农场呢？因此，对家庭农场的规模上限设定必要的“涨停板”，以制订必要的产业扶持政策，更有利于全国上下一盘棋，促进家庭农场可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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