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乱象与寻路(上)

　　编者按

　　城镇化在过去30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中功不可没。如今，它正进入“第二季”，背负着让部分农民真正变为市民、带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升级的重要使命，受到全社会史无前例的关注。

　　任何激荡的时代变革，总是伴随着不确定性和艰难探索。历史惯性的力量如此强大，我们看到，各地城镇化仍然难抑制大跃进的冲动，而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变革之路依然布满荆棘。城镇化向何处去？种种路径之争一直存在。有些争论正逐渐形成共识，有些争论仍将长期伴随着城镇化的历史进程。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本报推出“城镇化·乱象与寻路”系列深度报道，以探究城镇化的现实困境和发展路径，敬请关注。

　　十八届三中全会定于11月召开，各方普遍预计城镇化将成为会议重点，而几经修改的全国城镇化发展规划也呼之欲出。中国城镇化——这场全球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有望进入加速推进期。

　　然而，相对于中央强调新型城镇化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不少地方仍旧陷入“重物轻人”的误区，城镇化“大跃进”中暴露出诸多问题。记者从多地调研了解到，很多地方借着城镇化的名义“圈地造城”，急于求成地改变城市面貌，结果演变成单纯的争项目、上工程，一些房地产开发商也大举涌入中小城市占地，地方债务风险和中小城市房地产泡沫问题令人担忧。

　　冒进地方热衷“造大城”“建新城”

　　一些专家认为，我国城市规划缺乏想象力和品位，动辄想成为“东方小巴黎”、“中国威尼斯”，千城一面，没有一点自己的特色。如果各地沉迷于“特大城市”等城市扩张路径之中，极有可能走上以前的老路。

　　“摊大饼”，这是对以往城市规划和建设最常见的形容。近年来集中爆发的“大城市病”并没有影响地方政府将城市摊大的决心，“特大城市梦”仍见诸于多地新型城镇化规划之中。一些地方打着推进城镇化的旗号，纷纷打造新城建设模式，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近期对12个省区的调查显示，12个省会城市规划建设55个新城新区，平均一个城市要建4.6个；144个地级城市规划建设200个新城新区，平均每个地级市1.5个。

　　记者调研发现，当前城市规划发展中有三大问题突出。

　　一是定位过高。大型城市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国家中心城市；省会城市提出建设国际化城市，大区域中心城市；一些中型城市也提出建设省内中心城市，或者区域金融中心、教育中心、文化中心。

　　二是速度过快。一些城市体量不大，胃口不小，希望借新型城镇化的大好机遇实现“弯道超车”，“后发赶超”，却没考虑自身的“消化能力”。贵州一个县级市，在建的房地产开发面积达到1000万平方米，可以提供超过10万套住房，而目前市区总人口才30万出头，消化现有住房的周期就超过15年。

　　三是用力过猛。广东某县级市，自然风光优美，出于整体规划的考虑，上级政府规划部门一直将其规划为生态屏障，其中大部分划为生态用地，限制工业开发。而记者走访发现，该市近期却提出，“不能有了生态没了经济”，希望将上级规划部门核准的旅游度假开发区容积率提高三倍。江苏某镇，政府财力不足，征地速度却不降，直接给农民打白条，言称征地补偿“过两年再给”。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肖俊表示，城镇化离不开政府规划，但定位过高、速度过快、用力过猛的问题，根源是政府行政过度驱动，部分地方政府对城市发展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没有很好的认识，主观决策意识浓厚，缺乏必要约束和科学民主决策机制。

　　记者在贵州黔东南某市发现，由当地政府主导，在一座山上规划建设了一个商业城(9.63,0.00,0.00%)，320栋数百平方米的民族风格三层小楼密密麻麻排列在蜿蜒的盘山路上，还分了不同区域，有的规划卖茶、有的区域卖民族银饰、有的区域做餐饮。当地政府负责人表示，政府出全资，希望打造成民族风情文化园，总投资额“八九亿元”。

　　一位房地产业内人士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像政府这样“造城”，想法很好，但难度太大。“三四公里长的盘山商业街，就两个车道，车多了怎么办？这么远的山路，没车的市民怎么上去？连卖什么都规划，有没有市场？如果是我们这样的市场机构，肯定会在前期对人流和来客量做深入调查。”

　　广东省建筑设计院原院长何锦超认为，有些城市的领导气魄很大，几亿资金投入，其实钱都是纳税人的，花钱有没有走完法定决策程序？用行政代替市场，可能造成很大的投资风险和资源浪费，也扭曲了城镇化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