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华北平原，那里几乎没有耕地抛荒的现象，村民们有滋有味地耕种着自己家的土地。这背后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笔者近日在家乡进行了走访调研。

　　如今，半工半耕的模式已然构成农民生计的常态。在中国式的家庭伦理支撑下，它往往采取家庭分工的形式。在家乡农村，家庭分工由大家庭的代际分工和小家庭的性别分工组成。中年男性外出务工，女性留守在家，年轻人在孩子年幼时也是如此，孩子上学后则男女一同外出，中年妇女的留守责任中便多了一份子女家庭的事务。不过，大多数外出务工的年轻子女会在农忙时回乡。

　　正是依靠这种生计模式，家乡人民把农业经营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如今，村里没有半点荒田，所有的农地都被充分利用起来。冬小麦和夏玉米的亩产都在千斤以上（当然玉米产量要高一些），扣除生产成本（不计人工）后，亩均纯利至少相当于一季农作物的收成。农业收入虽然在农民总收入中占比已然不及一半，但必不可少。特别是随着年龄见长，务工收入逐年下降，农业收入却相对稳定，在农民总收入中的比重会重新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极少有主动放弃农业的家庭，从二三十岁刚成家的年轻人，到六七十岁的老人，都在经营着自己的土地。农业生产显然比城市务工对劳动力更具包容性。

　　除了生计所需，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和生产条件改善也是农民不愿放弃农业的非常关键的原因。

　　如今，除了灌溉和必要的植保措施需要人工外，耕、播、收等环节全部实现了机械化，小麦和玉米皆是如此。全村仅大型联合收割机就有七八台，作物收割后秸秆直接粉碎还田，小麦可以直接在地头卖掉，玉米运回家脱粒后也很快可以卖掉。以前两季农忙都要持续半个月之久，起早贪黑辛苦非常，如今不光时间缩短一半以上，劳动强度也大为降低。机械化程度提高使得种田变得简单轻松，技术门槛变低，即使从小没怎么干过农活的年轻人也不难掌握，这是全村几乎所有成家后的年轻人都保留承包地耕种的重要原因。

　　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则是近年来家乡农村发生的最让人惊喜的变化之一。我们村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大规模水利建设虽然改造了不少，但由于后来农民两工取消，水利建设基本停滞，水利设施几乎全部瘫痪，灌溉靠打井，排涝则只能靠太阳晒，导致存在大量荒田。近几年来，地方政府争取到一些土地整理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开掘疏通了环村的主干渠道，使全村水系与德惠新河贯通，保证了水源充足，彻底改变了以往灌溉靠打井的局面。加上深入田间的次级渠系也得到一定修复，排涝问题也基本解决，水利条件的改善反倒让农业开发项目建设的机井泵房变成了摆设。另外，新修的机耕道和经过平整后的土地，虽然存在一些工程质量问题，但毕竟改善了机械作业条件，为机械化程度提高打下了良好基础。上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全为政府投资，农民没有出一分钱，却切切实实享受到了生产条件改善带来的耕作便利。

　　生计需要的最优配置和生产便利性的提高，使得家乡农民惜地爱地并高效地经营着土地。除非行政强推，绝大多数农民不会主动把土地流转给他人，这与华北地区悠久强大的自耕农传统或许也不无关系。二姑和舅舅家所在的隔壁乡镇，重点打造了一个大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典型，对外号称规模几千亩，姑父和表哥们跟我说那都是糊弄上面领导的，实际上只有承包原来镇里农场的土地面积数是真的，他们所在村的土地实际上并没有租出去。这个农场主在外做生意发了点财，给出的土地租金是每年1000元（补贴依然归农民），但正如姑父所说，一来租金太低，二来现在种地轻松，三来年纪大了不能出去打工，不种地干吗？60多岁的姑父代表了绝大多数普通农民的看法。1000元的租金几乎是农民私下流转租金（最高每年500多元）的两倍，农民仍然嫌低，这就说明他们的考量中经济因素并非是全部。同前些年一样，家乡农民仍然对土地流转没有积极性。

　　许多人都有这么一种认识，或者担忧：农业比较收益低，青壮年外出务工，农村都是老弱妇孺，因此田地缺人耕种。我觉得我的家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证。这当然不是孤例，反倒是我们多年农村调查中屡见不鲜的常态。半工半耕是农业型地区农民最普遍的生计模式，这是农民因应城市化基于个体生存理性做出的最优选择，是农民种田的内在积极性。只要农业生产便利程度提高，这种内在积极性就可以顺利转化为更高的农业生产力。换句话说，目前农业生产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并非没人种田，而是有田不好种。因此，解决之道就不是不切实际地进行土地集中搞规模经营，而是因应农民需求，通过资源输入和制度调整提高农业生产便利化水平。我期待着包括家乡在内的农村地区，在改善农业生产便利程度上能够采取更多有突破性和实效性的措施，这是农业的希望所在，也是农民生计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