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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中国三农发展大会文字实录
www.tudizy.com 来源:中国农网 时间:2020-07-31 11:46:00

  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要求,今天我们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解读与乡村振兴政策研讨会。很多人没有办法来到现场,只能隔着屏幕收看会议直播,这很遗憾。但我相信虽然远隔千里,我们对于深入研究“三农”重要政策和创新举措的心情和热情是一样的。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央农办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韩俊;全国人大农委副主任刘振伟;全国政协农委副主任陈晓华;原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尹成杰;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长郑文凯;中国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张红宇;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斌等领导和专家出席会议并讲话。

  在此,我代表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农民日报社向出席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以及在屏幕前面收看直播的各位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说心里话,今天这个会是一个迟到的会,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从年初延迟至年中。为什么我们还坚持要开?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推动促进“三农”工作;二是履行《农民日报》所担负的职责使命。

  第一个方面展开来讲,今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既有着脱贫攻坚战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的殷切期盼,也有着内外困难交织叠加的严峻挑战——新冠肺炎疫情阴影尚未消散,南方不少地区遭受洪涝灾害,国际局势日趋复杂恶化,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越是面临风险挑战越要稳住“三农”战略后院,今年“三农”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进一步彰显,抓好“三农”工作的紧迫性也进一步凸显。

  抓好“三农”工作,关键在党,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前一段时间,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把党领导农村工作的传统、要求、政策等以党内法规形式确定下来,条例也成为新时代党管农村工作的总依据。专门制定关于农村工作的党内法规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首次,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农村工作的高度重视。

  怎样准确理解和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如何创新举措顺利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农”领域硬任务?权威解读、交流探讨是我们今天开这个会议的主要目的。

  第二个方面具体来说,作为党和政府指导“三农”工作的重要舆论工具,《农民日报》自创刊以来,就始终情系“三农”,以服务党和政府“三农”工作大局为己任,以做农民的知心朋友、做“三农”工作者的贴心参谋为工作目标,经过长期的努力,已经成为干部群众领会“三农”政策的重要渠道、社会各界了解“三农”的重要窗口。由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和农民日报社共同举办的中国“三农”发展大会已经成为我国“三农”领域一年一度的重要活动,是宣传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等重大“三农”政策方针精神的重要渠道,是分享交流推进“三农”事业发展的好经验、好典型、好做法的重要舞台,是凝聚起全社会关心支持“三农”工作的重要平台。所以,无论再晚再难,我们都要履职尽责,把这个会办好开好。

  常言道:“好饭不怕晚”。今天会议内容的含金量很高,相信线上线下的朋友听后都能有所收获。今天上午的大会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重点是解读《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精神;第二个阶段重点是围绕乡村振兴相关政策开展研讨。

  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央农办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韩俊同志为我们解读《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

  韩俊:

  按照会议的安排,我给大家简要汇报一下学习《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的一些体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高度,围绕“三农”发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论述。这是我们党“三农”工作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

  去年8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制定出台《条例》是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领导的重大举措,对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条例》对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作出了系统的规定,是新时代党管“三农”工作的一个总依据。所以说理解好这个《条例》,执行好这个《条例》非常重要。

  《条例》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到党管农村的方方面面。要通过学习《条例》的具体规定,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的精神实质、核心要义和科学内涵,做到学深悟透、学以致用。

  《条例》对我们党的农村工作应该坚持的重要方针、基本原则进行了全面系统归纳和总结,可以从九个方面来解读和理解。

  第一,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

  出台《条例》的目的,就是为了全面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这既是目的,又是总的要求,是党管农村工作必须要遵守的首要原则。

  贯彻落实《条例》的有关规定,要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负责、党委农村工作部门统筹协调的工作体制。要落实党政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工作要求,确保党在农村工作中始终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党政一把手是脱贫攻坚第一责任人,五级书记抓脱贫攻坚,这方面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是一样的,所以要认真地总结借鉴脱贫攻坚过程中成功的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做法。

  党管农村工作要完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党管农村工作必须建立一个完善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条例》提出要明确本地各级党委工作职责,加强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和农村工作部门建设,确保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得到全面加强。党管农村工作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亟待完善和加强,在一些地方对党管农村工作还有一些模糊的认识,甚至个别地方党管农村工作的原则放松了,党管农村工作的力度削弱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对党领导农村工作的优良传统和深刻用意的理解上还不够深刻到位。

  《条例》对党委农村工作部门的职责做了规定,任务就是决策参谋、统筹协调、政策指导、推动落实、督导检查。党委农村工作部门不仅要发挥决策参谋作用,还得抓落实。必须加强农村工作队伍建设,农村工作队伍既包括农村干部队伍,也包括人才队伍。农村工作队伍一定要做到“一懂两爱”。《条例》对县委书记抓乡村振兴提出具体要求,要求县委书记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农村工作上。县委书记负责农村工作是我们党的农村工作优良传统,也是一条好的经验。在县域范围内,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既要分兵把守,更要统筹协调,摆布好力量,形成整体合力。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县抓落实,县委书记不抓的话肯定落实不好。县级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由县委书记任组长,县委书记把农村工作紧紧地抓在手上,当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一线总指挥。

  第二,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党中央一以贯之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经验,必须长期坚持、毫无动摇。

  从城乡关系来看,确实存在着重城轻乡的偏向。一些地方可以说还具有一种城市中心主义的思维,资源要素还是自觉不自觉地往城市配置,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还是向城市倾斜。城市发展一马当先,乡村建设被甩在了后面。“三农”不能变成“一农”。从“三农”工作本身来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重经济轻社会、重农业轻农村的偏向。我们从事“三农”工作的同志,搞农业、搞农村经济都比较在行,打法、路数都很清楚,但是怎么统筹做好乡村文化、乡村生态、乡村民生、乡村治理等方面的工作,一些地方招数还不是很多,统筹还不是很够。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我国的现代化必须把农民的问题解决好。当前,国内国外形势异常严峻复杂,越是形势严峻复杂越要守好“三农”战略后院。这些年,我国农业农村形势好,与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是分不开的。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成百上千万劳动力回到了农村。如果农村这个后院没守好的话,农民没有了退路,社会稳定就会面对很大压力。重农强农的信号要长期发、不断发,要把强农的责任和压力层层传导下去,稳住“三农”这个基本盘,发挥好“三农”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

  第三,把解决好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确保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保障粮食安全对14亿人口的大国来讲,是一个永恒课题,一定要守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底线。粮食一时多一些、少一点,是技术问题,但是粮食安全是战略性问题,决不能让技术性问题影响战略性决策,必须毫不动摇地抓粮食生产。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实施新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既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当然,我们现在讲粮食安全实际上是食物安全,粮食安全不仅是谷物的概念,现在老百姓的食物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这要求我们转变观念,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向耕地草原森林海洋、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满足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就我们有限的水土资源来讲,什么都靠自己生产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对于国内资源生产满足不了,或者为土地等资源休养生息,不得不进口短缺品种,要建立多元化进口渠道,形成稳定的贸易关系,降低贸易风险。

  我们说适当扩大国内紧缺农产品进口和加快农业走出去步伐,决不意味着立足国内基本解决吃饭问题的大政方针有任何改变,决不能将此误读为可以放松国内粮食生产,那就会误大局、误大事。今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稳住农业,越要确保粮食和重要副食品安全。

  今年,农业农村部经国务院批准将粮食生产目标下达到省级人民政府,要求各省区市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要保持基本稳定。年初我们提高了籼稻的最低收购价,发出了一个很明确的信号。我们统筹资金支持早稻生产,督促各地稳面积、稳产量,释放出了强烈的政策信号。“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政协经济界委员会联组会议时强调,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如此严重,但我国社会始终保持稳定,粮食和重要农副产品稳定供给功不可没。前两天,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调研时,又提出要确保全年粮食获得好收成。

  我们要毫不动摇抓粮食生产,也要防止到处调减粮食播种面积。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在异常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面前,在粮食问题上一定要保险系数打得高一些。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任何闪失,关键是把粮食产能切实保护好,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真正落到实处。

  2010年到2018年,我们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基本稳定在70%。这一时期,玉米播种面积增长比较快,由5.24亿亩增长到6.32亿亩,增加了9400多万亩。小麦和稻谷的播种面积保持稳定。2019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是17.41亿亩,比2010年多了,但是比2016年少了4000多万亩。要毫不动摇地抓粮食生产,全面加强耕地保护,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全面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过度非粮化或者过度非食物化。

  第四,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把握新时代工农城乡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明确将其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方针,为党管农村工作指明了方向,为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提供了根本遵循。这四个优先要成为全党抓“三农”工作必须坚持的一个重大方针。在干部配备上要优先考虑,在要素配置上要优先满足,在资金投入上要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要优先安排。总的来看,“四个优先”落实力度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城乡要素平等交换的限制仍然较多,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板还比较突出,乡村振兴的人、地、钱要素方面的制约仍然很大。落实好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就要瞄准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瞄准关键性的改革事项,推动建立健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体制机制。从今年来讲,当务之急就是要扭转农业农村投资下滑的局面,千方百计扩大农业农村投资规模,扩大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用于“三农”的投入,特别是要努力争取扩大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用于农业农村的投入。

  第五,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就是要抓好乡村五大振兴,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这五大振兴是五个着力点。

  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任务繁重,要深入推进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农产品要产得出、产得优,也要卖得出、卖得好,要做好农产品产销对接。要学会给农产品“梳妆打扮”和营销宣传,提高农业的附加值。

  实现人才振兴任务迫切。乡村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科技、经营管理、基层治理等方面的人才严重匮乏,人才“引不进”、“留不住”、“用不好”问题突出。没有人才振兴的支撑,乡村振兴难以实现。要按照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要求,建立专业人才统筹使用制度和农村人才定向委托培养制度。

  实现文化振兴任务艰巨。现在农村要移风易俗,陈规陋习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农民的人情支出负担仍然比较重,自强自立精神还不够,“富口袋、富脑袋”工作还不平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光看农民口袋里的票子有多少,更要看农民的精神风貌怎么样。推动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提升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实现乡村生态振兴要付出巨大努力。这方面的欠账还是比较多,生态补偿机制还不健全,一些地方生态经济的优势还没有发挥出来。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实现组织振兴刻不容缓。现在一些地方的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干部队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村民自治组织功能也未能有效发挥。这方面各地有一些新探索,比如山西临汾从市、县、乡镇选派机关干部到村里任党支部书记,解决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的问题。首先我们当然要培养好本土干部,但是有一些软弱涣散的村,还要采取点过硬的新措施。

  总的看,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已经实现了良好开局,乡村振兴顶层设计逐步完善,乡村振兴四梁八柱的制度设计、政策设计也基本完成了预定的一些任务和要求。今年,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在即,从“十四五”开始要转向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三农”工作重心要全面转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对标国家现代化目标,认真谋划“十四五”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抓紧研究制定分类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方案。跟脱贫攻坚一样,乡村振兴要真刀真枪地干,真金白银地投,力争通过“十四五”的努力,干出名堂来,让乡村面貌能够为之一变,让农民有更多的获得感。

  第六,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

  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本质所决定的。消除贫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当前来看,最重要的是提高农民收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检验农村工作实效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要看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没有。要构建促进农民持续较快增收的长效政策机制,通过发展农村经济、组织农民外出务工经商、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等多种途径增加农民收入,不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让广大农民尽快富裕起来。

  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农民增收形势比较严峻。今年上半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3.7%,扣除物价后实际增长率-1%。特别是用工需求在下降,一些农民工春节以后没有顺利返城,一些返城农民工受到用工紧缩的影响又“二次返乡”。这个问题要引起高度重视,要千方百计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确保农民收入有一个合理的增长,确保脱贫攻坚圆满收官。

  第七,坚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要顺应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把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并行。承包地要实现三权分置,这已经写入土地承包法,这是农村改革的一个重大的制度创新,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突出抓好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两类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我国小农生产是必须长期面对的基本国情。土地流转是一个必然趋势,但不能人为地加速这个过程。一定要把握好土地经营权流转集中的度和节奏。土地经营规模一定要适度,不能盲目贪大。要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必须要高度重视各类农民合作社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合作社就是新时期推动现代农业发展、适应市场经济和规模经济的一种组织形式。农业合作社是发展方向,有助于农业现代化路子走得稳、步子迈得开。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带动农户增收、发展现代农业的有效组织形式,要总结推广先进经验,把合作社进一步办好。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又进一步强调了这方面的要求。去年以来,农业农村部实施了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行动,实施家庭农场发展培育计划。现在全国农民合作社200万家以上,到6月底家庭农场已经超过100万家。根据第三次农业普查,农业规模经营户接近400万户。这些农业规模经营,大部分都是符合家庭农场的条件,我们不能把家庭农场的门槛搞得太高,要加快把符合条件的规模农业经营户纳入家庭农场范围。

  承包地确权登记办证工作,历时6年基本完成。我们为2亿多农户颁发了承包地证书,涉及到11亿个地块、16.7亿亩承包地。下一步,要稳步开展二轮承包到期后延包试点工作。我国二轮承包到期集中在2024-2028年,“十四五”时期要全面做好二轮承包到期后延包准备工作。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业现代化不能把农民“挤出去”,不能强制推土地流转,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不能只顾大户。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政策基本面还是要照顾到大多数农民。强调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要划一条底线,农村改革无论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把耕地改少了、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把农民的利益改损了。

  第八,坚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这是我们“三农”工作必须坚持的一项原则。不能就农业论农业,也不能就乡村论乡村。乡村真正要振兴,乡村发展和城镇化发展必须协同推进。当前,我国城镇化正在推进,农民进城还是大的趋势,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是个客观规律。推进城镇化要回归到推动更多人口融入城镇这个本源上来。2019年,我国农村常住人口减少到5.5亿人,城镇化水平已经突破60%。当然,现在很多进城农民还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很多人户口还在农村,我们城镇化还是进行时。据有关研究,到2030年我国人口峰值将达到14.5亿,城镇化率按70%计算,今后10年左右还有1.25亿左右的农村人口要转移到城镇去。要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城市反哺农业、工业支持农村,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第九,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分类指导、循序渐进,不搞强迫命令、不刮风、不一刀切。不能代替农民选择,不能为农民做决定,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任何一项政策实施,要看农民是哭还是笑,如果农民哭那就有问题了。

  做好新时代党的农村工作,必须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尊重乡村发展规律,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选择,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对症下药、量体裁衣,要用好尊重基层创造这个法宝。农村改革的方向是明确的,改革的底线是清楚的,但这些重大的改革方案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怎么落下去,具体的路子怎么走,具体怎么组织实施,上级不能够包办,也包办不了,还得靠地方和基层去创造、去探索。很多同志讲,有一些难题,我们坐在办公室里,是想不出答案来的。也不可能制定出一个包罗万象的、一用就灵的政策方案,但是一到基层都有解决的办法。当然,农村基层创新创造也要在党的农村基本政策、基本制度和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来开展。要充分相信基层、尊重实践、鼓励创造,营造良好的改革创新宽松氛围。该松绑的要松绑,该放权的要放权,该激励的要激励,该容错的要容错,一些看不清的改革探索还要分析。不急于肯定,当然也不能急于否定,看准了就要及时完善总结推广。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充分考虑基层实际,了解和理解基层难处。当前,特别要规范村级工作事务,切实减轻村级负担,鼓励各地立足自身资源条件,开展符合实际的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在当前严峻复杂的形势面前,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要加强调查研究、深入基层,到农村去,到农民中去,及时掌握新情况、新问题,为中央制定政策提供第一手情况,把党的农村工作做好做扎实。

  唐园结:

  刚才韩俊副部长就《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用九个坚持对《条例》进行了权威准确深刻深入的解读,为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农村工作条例》,切实贯彻落实《条例》的要求,做了一堂生动深刻、深入浅出的主旨报告。我在这里再一次提议让我们以热烈地掌声感谢韩俊副部长的精彩报告。我们第一阶段的任务就完成了,休息5分钟。

  刘振伟:

  今天我就“完善乡村组织振兴的法治保障”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今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规范基本民事关系、保护平等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基本遵循,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乡村振兴都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2017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民法总则》,对法人制度做出进一步完善,把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四种法人类型调整为三种法人类型,也就是营利性法人、非营利性法人、特别法人,赋予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特别法人资格,明确了长期处于灰色地带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人类型。过去我们搞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赋予法人地位,但是是什么法人?是公司法人、是企业法人,还是合作社法人?是不明确的。注册的制度也是五花八门,所以这一次给它明确为特别法人。这样农村三类组织的治理结构以及发展趋向就有了上位法的基础。

  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当今农村各类组织中农村基层党组织有党章党规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村民委员会分别都有法律,有专门的《村民组织法》,有《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立法仍然是空白的,所以说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的基本遵循,是乡村振兴组织建设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我认为有这么几个问题需要认真地研究。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特征。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特征是它的社区性、地域性、综合性。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带有浓厚的历史印记,它的前身是人民公社时期的三级所有。农村改革后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载体,还保留着乡镇级、村级和组级三个层级,97%是在村和组级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以成员及其共同拥有的自然性资产为纽带,通过合作与联合,共同发展经济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所以说它社区性、综合性、地域性的特征十分明显。土地资源、居住村落是地域性特征非常明显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职能交错,是综合性特征特别明显。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制度。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集体所有权与成员股权相结合的财产权制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宪法》规定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集体经济组织在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独立运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依照法律规定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进行管理的重大问题。《物权法》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成员所有。集体所有制的财产不能分割给成员个人,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民集体所有权的代表,行使对农村集体资产的经营管理权。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作为集体所有权的主体享有对本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的收益分配权。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所有权的主体,集体经济组织是所有权的行使主体,所以这两个还是有区别的,一个是所有权的主体,一个是这个组织是所有权的行使主体。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成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集体所有权与成员股权相结合的财产分配制度。这一点和一般的公司是不一样的。这种产权制度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公司制企业在法人治理上的重大区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中,集体所有权、法人财产权、社员股权这三种权的配置以及它的相互关系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成员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以及抵押、担保、继承等权利的实现,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走向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封闭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力来源于成员资格,有资格才有权利,资格锁定权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确认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依据法律法规,按照民主程序决定,不由外部力量决定。因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共同拥有的资源性资产为纽带,成员资格对外是封闭的,当然依法取得成员资格的除外,比如水库移民、异地搬迁,还有城乡建设移民等等,就是遵循法律规定才能加入到另外一个集体经济组织里面来。成员集体所有权决定了成员享有平等的股权,成员资格的封闭性决定了股权权能受限。这就是说,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股权不能向集体经济组织外流转,股权流转要考虑成员的资格因素。农村集体组织的成员,股权不能由内部少数人控制,也不能被外部资本侵占。当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分配性并不排斥外来投资,外来投资形成的资产与其收益,按照通行的产权制度规则处理就可以了。

  四,农村集体经济的分配制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收益按股分配与福利共享相结合的分配机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自然性资产,成员通过承包经营或者流转获得收益。经营性资产收益,成员按股份量化获得,公益性资产收益,实行福利性的分配,由成员共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公司制企业在收益分配上的最大区别是,一个是资本是绝对的依据,一个是考虑了社会保障的功能。

  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作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职能、社会保障职能和公共的职能是交织的,这区别于其他经济组织的显著特点。农村集体发展不平衡,在一个较长时期村社合一。在经济发达地区,村社分离将是主要的形式,村社合一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主要形式。无论哪种形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职能不会剥离,至少不会完全剥离。在有些地方,村委会、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办企业是分离的。就像我去的北京市海淀区,它的一些农村地区,已经完全分离了。村委会实行自治,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社办企业、村办企业提供财力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上述三项职能是农村社会稳定的基石。因为农村没有完全纳入全国统一的社保体系当中去,组织的存在是它保障的一个基石。鉴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这几个特征,在立法时还要统筹考虑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和运营机制。过去我们有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教训,改革开放后,也有过乡镇企业改制、集体资产流失的教训。要坚持把宪法规定的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作为主线,把民法总则规定的作为基本遵循。积极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和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要实现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和农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实际上解决的是收益分配的依据问题,实质是要解决其运行机制的问题。不要说股份量化了就行了,股份量化了则是提供了一个分配的依据,我们年终按什么分配收益,但根本的问题是要解决它的运行机制问题。

  第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管理问题。核心还是要实行民主管理,防止农村集体经济沦为村干部经济。

  第三,农村产权流转交易问题。要规范农村土地承包权、林权、自荒地使用权,还有知识产权,经营性资产出租等流转交易,健全流转规则,加强管理服务。

  第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适用破产制度。这个是在这次立法的时候特别强调的一个问题。当时有一种意见,特别是法学界的意见,说你不能作为一个法人,为什么不能作为法人?说公司法人、企业法人实行破产制度,你是集体经济组织,实行破产制度对你适用吗?当时在农口的意见强调那就作为特别法人就可以不适用破产制度。这是在下一步立法的时候要注意的。

  第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优惠政策。农业的弱势性和农民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单纯依靠市场机制难以解决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问题。不能因为设定了特别法人,就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完全推向市场。仍要在财政、税收、金融、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用地等方面给予扶持。如果公共财政的公共服务不能完全覆盖到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受优惠政策就是合情合理的,要么国家全包起来,现阶段我们包不起来,一部分社会保障职能要靠集体经济组织来提供,那就要给它配套相应的优惠政策。

  第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理论研究。现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是比较少的,要立法就要有理论指导。国外对这个没有先例,我们有先例,像民法、刑法,国外都有先例,可以比照比照,结合我们的实际改造改造,这个国外就没有,所以理论创新很重要。现在这方面的研究有一些成果,但是总体感觉还是成果比较少,研究的人员也比较少,创新也不多。希望通过三农发展大会提供一个桥梁纽带,吸引更多的高水平专家参与到这个领域研究中来,共同努力,把我们这个法起草好。现在已经列入规划了,农业农村部也在紧锣密鼓地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

  今天借这个机会我就简单介绍这些情况,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谢谢!

  唐园结:

  刚才刘振伟主任就乡村振兴的法律问题给我们做了一个很专业、很理论的报告。因为组织振兴涉及的内容很多,他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解读,很深刻、很系统的演讲。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本身也有多种形式。现在正在进行一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涉及到依据问题。对我们从事农业农村经济管理的同志来说,对我们从事农业农村新闻宣传的同志来说,怎么能够最准确地去把握这些先进的和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很专业的报告,感谢刘主任。接下来请全国政协农业农村委副主任陈晓华上台演讲。

  陈晓华:

  报社办的“三农”发展大会,我是年年参加,今天主要想结合“十四五“规划,围绕如何更好地完善扶持乡村产业振兴,进一步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和服务能力,谈一些认识和看法,与大家交流。

  大家知道,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加快培育从事农业生产和服务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于实现产业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培育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总书记明确指出,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前进方向和必由之路。在2016年、2017年,“十三五”时期中央又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这些年,在各方面的支持和推动下,各类农业经营主体迅速发展。从农业农村部的初步统计来看,现在各类主体已经超过300多万,合作社有200多万家,各类服务组织有近90万家。当然这里面也有合作社形式,也有企业的。农业龙头企业近10万家。这些经营主体日益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主导力量。实践证明,在我们人多地少、小农占绝大多数的国度里,要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现代化,就必须加快培育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形成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联合和合作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这对于保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带动农民就业增收、增强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动能都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新的经营主体来更好地带动亿万农民步入现代化的轨道。

  从调查来看,近些年,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很快,数量增加很多。按300万计算,每个村就已经6、7个了,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这些新的经营主体总体上发展的质量还不高,显示的应有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一个村有5、6个主体在那儿活动,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现在的情况不是很理想。从各方面反映来看,有的是名不副实,特别是合作社的空壳情况并不少见。有的实力不强,难以经受自然和市场的风险。有的与农户连接不紧,缺乏应有的带动能力。还有的运行机制不健全,缺少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人才。因此,如何加强扶持引导,进一步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和带动能力,提高发展质量,是我们“十四五”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发展到今天,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发展的数量,而是要提高发展的质量。发展的质量主要是要提高两个能力,一个是自我发展的能力,一个是带动农户的能力。只有这两个能力不断增强了,服务组织也好,合作社也好,龙头企业也好,经营大户也好,才能健康发展。从一些地方的经验来看,要增强发展和带动农业,既需要加大扶持的力度,更需要突出扶持的重点。完善扶持的方式,提高扶持的效果。扶贫搞精准,我们对新的经营主体的扶持和引导也应该精准。在“十四五”时期,我们的扶持应该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发展的阶段,以及现实中面临的突出问题,考虑解决好三个问题,或者说要充分考虑三个因素。

  一是要看到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经济增速放缓,财政收支压力增大,我们要从这个现实出发,就要争取增量,更要用好存量。实事求是讲,要像过去那样的高增长扶持难度已经很大了。所以我们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这是我们必须考虑和面对的现实。

  二是我们的扶持要从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产业体系这个目标要求出发,通过扶持来打通产业链的堵点和难点,更好地支撑产业的平滑和发展。我们扶持新的经营主体不是主体本身,搞改革是为了要发展生产力。我们扶持这个主体不是让他活得好,而是要他为我们的生产能力的增强、产业的壮大,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我们不是为扶持而扶持,一定要把产业体系的建设、生产体系的建设考虑进去。什么叫生产力目标,这一点是我们始终要牢记的。我们不是在扶持合作社,我们是扶持整个产业链条中的一个主体。通过这个主体的作用,来使我们的产业循环更顺畅。这目标一定要把握住。

  三是要从农业各行业、各产品的特征出发,发挥各自的优势。各类经营主体的优势,加快形成多种形式的农业规模化经营路径。不同的产业、不同的产品实现规模化的路径是不一样的,它的经营组织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针对它的特性。我们不是讲经济规律吗?就要从经济规律出发来找准切入点和扶持的重点,使我们的扶持更加精准。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改革创新充分发挥扶持资金和政策工具的引导作用。抓住关键环节,补齐短板弱项,推动新型经济主体更好地发展。

  在“十四五”时期,有几个问题应该重点研究和重点解决,或者重点扶持,不同的产业、不同的主体、不同的环节,采取不同的方法,真正发挥好扶持引导的综合效应。

  第一,重点扶持粮棉油生产性服务组织,提高为农户服务的能力。

  粮棉油大田生产的重点应该放在发展和培育生产性服务组织上。实事求是讲,农业的规模化是中国农业,特别是大田粮棉油生产的规模化,一直是农业规模化的难点和重点。从我们的现实条件来看,今后是规模经营户+服务组织是最佳的形式,但是规模经营户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我们要有历史的耐心。刚才韩俊同志特别强调了这个问题,不能围大户,不能下指标。但是对新的服务组织的培育和壮大,这是可以放手干的。一边要很慎重,一边看准了可以放手。也就是说,大力地扶持服务合作社的发展。实践证明,在土地家庭经营的基础上,通过有效的社会化服务可以实现连片种植,降低成本的规模效应。我们对中国的农业规模化应该有新的理解,它不会是土地的集中,而是服务的统一,形成一定的生产规模效应,形成连片种植的局面。这恐怕是比较现实的。实事求是讲,去租地搞粮棉油我看是不现实、不可持续的。平白无故地就多出几百块钱的成本,谁承受得了。所以我们引导的方向应该朝服务组织。这样在现有的农机服务、植保服务、供销服务的基础上,支持服务组织,根据农民的意愿开展单项、多项特别是全程托管的服务,现在托管服务深受群众的认可。我的总结第一个是产权明晰,没那么复杂,一把了一把,不像租地交易成本那么复杂。第二是专业分工,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第三是成本效应,购买生产资料多了,价格就降了。第四是整合的优势。主体去出面,可以联系四面八方,一家一户难以解决。所以,这是个很有前途的生产营运模式,应该很好地总结推广。所以,我们要在政策上瞄准这个目标,采取一些必要的扶持措施。一是要扩大农机以旧换新补贴的范围和品种。现在农机具总量已经不少了,我们国家平均每亩的马力数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关键是综合利用不高,品种结构不优。所以要下决心调整购置的方式和品种结构。通过以旧换新来淘汰高耗能的,更新我们的机具。这不是简单的购置,更可以扩大以旧换新。二是实行作业补贴,特别是对农机搞深松深翻、秸秆破碎还田、秸秆打谷回收等这些老百姓干不了、地方干部又头疼的事情,通过大数据的办法,来把补贴补到基层。过去我们担心的问题主要是道德风险,现在通过大数据完全可以如实地掌握每个人到底打了多少,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关于购机补贴,为什么不能补作业呢?这样就可以把农业引导到绿色发展的路子上,用一种利益诱导的方式,而不是简单的罚款的方式,恐怕更有效。三是可以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支持服务组织发展粮食烘干代储等设施。这一项过去在农机补贴里是没有的,我是想怎么样把农机补贴这个事情更加完善,更有针对性。这是一个建议和想法。

  第二,重点扶持果蔬茶农民合作社,提高产品的营销能力。

  果蔬茶产品的主要问题不在生产,而在营销。所以,买难、卖难一直困扰着果农茶农和菜农。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通过果蔬茶的合作社来增强产品的营销能力。现在看有两条是可以搞的。一条是整合现有的各类农村的冷藏物流加工、粗加工的项目,对果蔬茶的合作社,对果蔬茶生产基地,全面实施冷链物流的提升和改善。这点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使它增强产品的清洗、分级、包装、预冷、转运的能力,这样合作社的作用就能充分发挥出来。说实话,产果子、产菜,老百姓自己有办法,但是卖他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在这个环节上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二是支持合作社的电商平台开展线上线下的销售。对于创了消费者欢迎品牌的,政府可以给予奖励。这样把整个合作社的营销能力提高。要说合作社的生产能力,这个我们不用去想,主要是解决它的关键环节和薄弱环节,这样就可以提高它的带动能力。

  第三,重点扶持畜禽水产龙头企业建设规模化、标准化的养殖场。畜牧业产业链条长,风险比较大,一家一户很难适应,只有靠龙头企业才能推动畜牧业走上规模化、标准化的路子。这是已经被实践证明的,也是完全可行的。现在无论解决生猪的问题,解决蛋鸡的鸡蛋问题,解决肉鸡的问题,都要走这条路径,散养是没有前途的。散养搞地方品种小的可以,但是大面积解决市场的基本供应是不行的。所以,现在的问题是现在的龙头企业重视加工能力的提高,轻视或者忽视养殖能力的提升。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很多龙头企业不敢去办养殖场,因为成本太高,风险太大,尤其是和地方村社、政府、和农民的交易成本太高,所以它不愿意。我们要帮助这些龙头企业来打通这个环节。现在看来,我们要支持龙头企业与社区和农户来合作,运用信贷保险工具,通过政府贴息、保费等方式,企业来承贷和担保,统一建设和规划养殖小区、养殖基地。农户饲养、企业服务,农户出劳、保底分红,风险企业扛着。这条路径温氏是搞得比较成功的。所以现在企业实事求是讲,你去支持它去扩大屠宰加工能力,那是靠市场。但是它和农户、和社区建养殖小区,政府就应该答应,因为它带动农户解决了产业的薄弱环节。我们的猪肉供应紧张,主要不是我们屠宰能力弱,而是生产供应跟不上。所以,只有生产这个基础打牢了,我们的肉食品供应才有基础,才有安全的保障。

  第四,重点扶持乡村旅游村,提高集体经济的管理服务能力。

  对乡村旅游这个产业重点要扶持村的集体经济发展。因为乡村旅游特点就是以地域、风貌为特征的。集体经济渗透进去,在这里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所以,应该结合村村通、厕所革命、村庄整治、电网改造等项目,有计划地改造乡村旅游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现在项目不少,但是整合度不高,比较分散。所以应该几个部门统一行动、统一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抓改革。道路应该拓宽一点,公共停车场应该建,公共厕所应该建,电网和通讯的网络应该建,路边的亮化和环境整治应该搞。这些正好是村社集体经济组织发挥作用最有效的地方。因为公共服务和公共环境不是哪个合作社、哪个企业能干的。过去集体经济的发展是靠路,那是在大城市郊区,山里的村一个是靠企业开发它的荒山荒坡,搞茶园、搞果园,一个是乡村旅游。乡村旅游不说多了,光是停车场收费就是一大笔收入,应该让集体来干。所以,好的资源应该留给农民。

  总之,“十四五”期间要重点去研究和突破一些短板弱项,更好地推动新的经营主体发展,增强它的带动能力。谢谢!

  唐园结:

  在乡村振兴中,产业振兴是关键。要实现产业振兴,关键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培育新型营主体,关键是要打通产业链条当中那些堵点,支持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目标就在于此。刚才陈部长深刻地阐述了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的重大意义,怎么来培育,我们都听了。解决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完全意义上的规模经营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搞完全靠土地集中那种规模经营,在中国绝大多数地方是不可能的。所以要靠合作经营组织来带动千家万户的管理。实际上就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型服务组织,靠他们来带动。怎么来扶持?重点是要解决粮棉油的问题,解决水产养殖龙头企业的问题,解决果蔬茶这些合作组织的问题,解决乡村旅游村的发展问题。我想这些问题既是“十四五”期间政策扶持当中需要去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新闻工作报道当中要着力去思考和引导的问题。我们再次感谢陈主任。

  接下来有请原农业部常务副部长,我们的老领导尹成杰部长给我们演讲。掌声欢迎。

  尹成杰:

  今天非常高兴参加中国“三农”发展大会。首先,我对农民日报创刊40周年表示热烈地祝贺,对“三农”发展大会的举办表示热烈地祝贺。

  刚才我听了韩俊部长、振伟主任和晓华主任的报告,很受启发。从《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乡村振兴的法律保障和农业现代化、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方面,很有收获。我今天主要想围绕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问题讲一讲我的思考和看法。

  如何搞好进入后脱贫时期的乡镇村与乡村振兴有机的衔接问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我以为这是“十四五”时期我国“三农”工作的一项新的重大的任务,是后脱贫时期县乡村进入乡村振兴的新起点,再出发,也事关着巩固脱贫的成果顺利地转入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国家实行精准扶贫脱贫战略,是中央2015年11月做出的重大决策。到2020年末,我们用了5年的时间,全国832个贫困县要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9800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目标就是“两不愁、三保障、一个高于、一个接近”,而且要全部进入小康社会。

  我们实行乡村振兴战略是十九大提出的,到现在已经有三年的时间。到今年的年末,应该说乡村振兴“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的战略目标基本实现了。到2020年末,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要基本形成,各地各部门乡村振兴的思路举措得以确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得以实现。从“十四五”开始,乡村振兴要加大投入,按照韩部长今天讲的,要有真金白银的投入,加大力度,要奔向第二、第三步战略目标。从2015-2020年,这五年期间是我国“三农”工作的大改革、大调整、大发展、大变化的重要历史时期。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都发生了重大深刻的变化。最为突出鲜明的标志就是同步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是我们要看到刚刚脱贫的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在发展上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个差距应该是发展阶段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的差距上,那就是发展水平的差距、生活水平的差距、社会保障的差距、公共服务的差距、社会管理的差距、政策机制的差距。

  在“十四五”时期,要解决后脱贫时期的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的差距,搞好脱贫攻坚和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应该是“三农”工作一项紧迫而繁重的任务。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对解决好这个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文件指出,要抓紧研究制定脱贫攻坚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的意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最根本、最关键的问题是建立健全有机衔接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问题。差距是多方面的,衔接的措施应该也是多元化的,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从机制和政策上搞好有机衔接,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建立健全有机衔接的机制。

  一是要从规划的安排上,搞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建立健全有机衔接的统筹规划机制。还是要解决规划“两张皮”的问题,安排不衔接的问题,这样的规划成本高、效率低、不同步,搞好规划的衔接,统筹安排,是一个有机衔接的基础。所以要规划设计一张图、一盘棋,搞好顶层设计。实行巩固脱贫成果,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与实行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安排,建立健全解决乡村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推进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而且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以问题为导向,针对不同的脱贫地区制定差异化的政策措施,来推进乡村振兴。

  二是从政策扶持上,搞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建立健全有机衔接的政策扶持机制。我认为不要刚一脱贫,一些扶贫政策机制就有变化,应该保持一些脱贫政策措施的稳定过渡,要有稳定性,同时要制定继续支持扶持脱贫攻坚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的政策措施。各地在脱贫攻坚时期,创造了一些脱贫攻坚的新业态、新动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要因为脱贫攻坚结束了,我们的支持力度就减小了,或者这些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就中断了,而是要继续扶持支持把这些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统筹纳入乡村振兴之中。特别是创造产业扶贫、教育扶贫、科技扶贫、电商扶贫的这些新模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新业态、新模式,要建立一个在政策上有机衔接的机制。

  三是要从产业的发展上,搞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实际上,脱贫攻坚最重要的是产业发展,要有产业基础。乡村振兴中五大振兴,第一个振兴就是产业振兴。我认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最重要的衔接应该是产业发展的衔接,它们有着密切的结合点和互动的关系。所以,产业振兴是巩固脱贫与乡村振兴的基础。我们既要求产业扶贫脱贫,又要产业巩固和振兴。要及时把产业联动脱贫转为产业联动巩固脱贫成果,产业联动振兴乡村,要把农业一二三产业联动起来,实现产业的优势互补,强化产业的巩固脱贫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的能力。这样来提高产业的集约效应和聚集效应。按刚才晓华主任还提到要大力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扶持家庭农场和合作社,把这一点作为有机衔接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特别是我们要大力支持一些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带动有机的衔接,推进有机的衔接,这样才能真正地发挥产业在巩固脱贫和乡村振兴当中发挥持续的作用。

  四是要从应对风险挑战上,搞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建立健全有机衔接的风险应对机制。我认为无论是巩固脱贫,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还是乡村振兴问题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我越加感到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面临的各类风险和挑战在加大,风险的种类在增多,挑战的严峻程度在提高。我们不仅面临着自然风险、市场风险,而且还面临着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面临着国际上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破坏贸易自由化行为的风险。所以,我们面临的风险与以往相比,无论在数量、种类和程度,都在不断加大。今年新冠疫情的影响,特别是南方一些地方洪涝灾害的影响,已经脱贫的地方会不会出现返贫是个问题。怎样建立一个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机制,特别是抗御风险的机制,我觉得非常重要。特别是现在农业和农村抵御各类风险的能力还比较弱。一个疫情来了,产业链、供应链就断了,增收链就断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基础支撑能力不强,体制机制还不完善。特别是那些刚刚脱贫的地方,基础还很不稳固,产业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补齐三个短板的任务比其他地方还要繁重。所以,我们应该建乡村振兴立抗风险机制。

  今天保险业的大家也来了,我觉得这是和以往“三农”发展大会不同的地方。要建立健全农业保险机制,完善保险体制,不但有一级保险,还要有二级、三级保险。既要有农业保险,还要有巨灾保险和再保险。通过保险机制体制,为巩固脱贫和乡村振兴提供保险保障。

  五是要从乡村治理上,搞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建立健全乡村治理的衔接机制、管理机制,促进经济资源向乡村基层倾斜。落实中央出台的加强治理的文件精神,落实治理管理制度,完善机制,而且要建立自治、德治、法治三结合的治理机制,建设平安乡村、幸福乡村。

  六是要从组织引导上,搞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五级书记抓脱贫,要转入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切实加强领导,工作不放松、力度不减弱,搞好机制体制的衔接。要建立健全解决贫困问题长效机制,妥协地推进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的平稳转型。同时,我们还要注重解决好边远乡村贫困户问题,注重解决好“六保”“六稳”的问题,通过加强领导、加大力度来搞好巩固脱贫和乡村振兴两个战略在交汇期的平稳过渡,共同进入乡村振兴这个伟大的事业当中去。

  今天主要讲这么几点思考,不对的地方请在座各位领导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唐园结: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从明年开始就是我们“三农”工作一项重大的工作,这也是中央,包括我们“三农”战线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刚才尹部长围绕这个问题谈了六点思考,规划上、政策上、产业发展上、应对农业风险上、乡村治理以及组织领导方面的衔接,这也是我们农业农村工作当中离不开的问题。尹部长的演讲给了我们很多思考,为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引领和启发,感谢尹部长。接下来有请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长郑文凯同志演讲,掌声欢迎。

  郑文凯:

  刚才听了四位领导的专题讲座,非常受启发。因为疫情阻隔,我们现在线上还行,线下都成奢侈了,久违半年才见面。今年以来,疫情突发,汛情叠加,世情多变,我们经历了百年未有之变局,见面都难,这是百年未有。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现在不能说独善其身,但我们是独树一帜,风景这边独好。不光是统计局的数据,我们“三农”的发展,农业的发展,脱贫攻坚的进展,也受到了国际各个方面的关注。在今年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农业农村,包括前一段时间的夏粮都是增产的,比去年还增产了,我们的农业总产值增加了3.2。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也知道,因为我们农业的基础,经过这么多年党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确实基础厚实了。我们的基础绝非当年,当然我们粮食安全的警惕性还是要有的。有农业的压舱石、稳定器、定海神针发挥作用,我们在家待着都觉得心里面有底。要不然前段时间怎么能封闭,怎么能隔离,家里都没吃的你隔不了。这个方面,我当时写了一首词,叫米盈袋,盈就是满的,菜盈篮、果盈筐,后面的词叫秧儿绿、苗儿壮、草儿香。我们的农业现在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应该给我们全国人民,给世界上对我们友好的国家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心。下面,我讲一下脱贫攻坚的情况,分三个方面。

  第一,绝对贫困问题将首次得到历史性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脱贫攻坚开发事业主要经历了从改革推动、发展带动扶贫到针对重点贫困地区、突出贫困问题,开展有组织、大规模开发式扶贫,再到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三个阶段。脱贫攻坚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新世纪两个扶贫纲要,第一个扶贫纲要是2001—2010年,我们现在实施的是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扶贫纲要,今年也是最后一年了。第一个扶贫纲要实施的10年,我们国家的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了3.8%。当时的扶贫标准是1196元。3.8%,当时对应人口是还有剩余2688万贫困人口。总书记在几次重要讲话中也说过,我们过去这些扶贫,当时抓的成效是非常明显的,但是都没有清零,对于贫困人口,对于当时贫困标准下的贫困人口还没有清零。2011年,国家制定第二个十年扶贫纲要,确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党的十八大以后,2012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阜平考察调研时,明确提出两个重中之重的思想。他当时指出“三农”工作是重中之重,这是2004年提出来。总书记在这个时候提的后面加上一句话,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在“三农”工作中要把扶贫开发作为重中之重。2013年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提出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这个大家有印象,考察十八洞村。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第二个扶贫纲要里也提出一个目标,当时的目标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一高于、一接近、一扭转”,就是温饱不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当时没有“安全”二字,就是住房保障。“一高于”就是贫困地区农民年均收入的增幅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全国农民的。“一接近”就是贫困地区主要公共服务指标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一扭转”是扭转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当时是这么一个表述,这是第二个十年纲要。

  在这个基础上,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了要确保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后面这几句话是最重要的,而且是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来的,作出了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决策部署。经过七年精准扶贫,其中有四年的脱贫攻坚,到2019年底,我国现标准下贫困人口从2012年的9899万贫困人口减少到了去年底的551万,贫困发生率从10.2%降到了0.6%,我们这些年来贫困发生率都没有降到这样的水平。832个国家重点贫困县已经有780个摘帽,也经过检查验收,有12.8万个建档立卡的贫困村有98%已经出列,现在没摘帽的是52个县,没出列的村是2707个。上了标准的贫困人口是551万人,当然这2707个村,要进一步经过调研,中间确定了1113个村是更重点的村。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脱贫攻坚是必须完成的硬任务,为克服疫情影响,确保取得最后胜利。今年3月6日,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又作出了专门的部署。这是总书记这些年来亲自主持的第七次专题性的座谈会。继扶贫办上半年汇总的情况,脱贫攻坚呈现了良好态势。

  一是贫困地区经济活动基本恢复。有42.9万个扶贫项目开工率已经超过了95%,有2.87万个扶贫龙头企业和3万多个扶贫车间复工率基本上接近了100%,基本正常复工了。贫困人口外出务工的人数达到了2830万,这比去年全年统计的平均数还增加了3个百分点。我们是2.8亿的外出务工农民工,贫困人口占10%左右。

  二是帮扶工作全面展开。驻村扶贫工作队伍、各级定点扶贫、东西部扶贫协作等各方面帮扶力量全部到位。针对贫困地区农产品销售的消费扶贫迅速扩大,现在在22个省认定有6万多个价值5000多亿的扶贫产品也正在抓,包括电商扶贫在这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三是重点目标任务进展良好,“两不愁”目标稳定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三保障”问题基本解决。异地扶贫搬迁基本完成,异地扶贫搬迁当时是1000万人左右,我们已经全面完成了950万人的搬迁,其中还有随迁的,因为还有其他的村民,在不适宜居住和发展的地方有500多万人,现在全部搬迁完了。有的县城里面搬进的贫困人口达到了2万人,有的县城也就6、7万人。所以应该说力度是非常之大的。

  脱贫攻坚收尾阶段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有的同志也问,非常担心,说今年疫情了,脱贫攻坚怎么样?我认为应该充满信心。我们要看到一方面今年以来,各项工作和举措都更聚焦、更充分、力度更大。今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接近1400亿元,我们贫困人口从来没有这么少过,剩500多万人,但是中央专项扶贫资金从来没有这么多。有这么多和这么少,应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条件,何况还有其他方面的工作。另一方面,经过多年的努力,针对贫困人口的相关制度已经逐步建立完善。大致上全国农村3800万低保人口,其中贫困人口有低保和救助的大概有1700多万人。相关的制度,包括医疗、就学,没有因为贫困上不了学,但是有贫困家长不愿意让孩子上学的,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全面改善,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升,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加快,攻克最后堡垒的工作并不是刚刚起步。一些共性关键难题经过多年努力已经逐步解决,具有了完成目标任务的坚实基础。我们是有序退出,退出最后是以人口为标志,以村为标志,这里面有贫困发生率的要求,实际上其他方面的基础条件,和以前的标准相比,它已经完全不是那样了。因为我们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村的通村道路全部硬化,这是这些年没有的,加一块差不多400万公里。有的一个行政村好几个自然村,行政村通自然村的路也都进行了加固、改造和硬化。总书记前一段讲话,一看心里有点底了,一看不是当年那个样子了,所以这几年的脱贫攻坚应该说在贫困地区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对于整个“三农”来说也应该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要不然拖着这么大的短板,“三农”的发展也是个问题。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将意味着我国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也意味着我国将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减贫目标。一共十七八项,第一项是减贫目标,这个我们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跟减贫相关的后面的项,我们的指标都已经超过了,也能提前实现。我们是继续走在了全球减贫事业的前列。这是第一个跟大家汇报的内容。

  第二,中国特色贫困治理体系逐步完善。

  脱贫攻坚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扶贫开发思想指导下的伟大实践,体现了四个前所未有。

  一是推进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我们建立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形成了五级书记一起抓的强大组织领导体系,完善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递增机制和各方面资金稳定投入渠道,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强大投入保障机制。我们拓展了定点扶贫、东西部扶贫协作,组织驻村工作队,派驻第一书记,形成了帮扶对象,县乡村户全覆盖的帮扶工作体系。这是扶贫工作实现了由分管责任、部门责任、地区责任向全党全社会共同责任的历史性转变。

  二是政策举措之新前所未有。围绕两个“全部”,就是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和贫困县摘帽的目标,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构建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就是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扭住四个关键环节,是总书记提出。下面说的都是总书记扶贫思想里核心精髓的部分。四个关键问题,总书记讲的,扶持谁、谁来扶、怎样扶、如何退。实际上整个扶贫工作就这么四个关键问题。再就是实施“五个一批”,就是扶持生产和就业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保护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低保兜底脱贫一批。再就是做到扶持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落实到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六个精准,创建了责任分工、工作推进、政策措施、物质投入、帮扶工作、社会动员、考核评估、监测督察七大体系。一二三四五六七都有具体的内容。这一整套做法的经验充分证明我们脱贫攻坚战是我国扶贫改革创新的一场伟大实践。

  三是工作要求之严前所未有。各级党委政府向中央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我们国家2015年底开脱贫攻坚会,确定22个省有扶贫任务。这22个省省委书记和省长要跟中央签责任书,我们当时还进行了设计制作,而且每年进行考核。第三方评估识别的精准度、群众的满意度、退出真实度的测评,这些严格的制度,设立全国扶贫日、脱贫攻坚点,实行纪检监察督察巡查、领导约谈和责任追究,把脱贫攻坚工作作为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人民群众监督、社会各界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等重要的内容。这也是以前都没有过的。

  四是脱贫攻坚成效影响之深,前所未有。我们报道得讲实事、讲实例,但是到了现在,也到了我们不仅要总结脱贫攻坚的物质成果和实践成果,也要深入思考和总结脱贫攻坚产生的思想成果和理论成果,还有深层次的原因。这些方面我们应该认真地做一些工作。脱贫攻坚精准扶贫方略的实施,既是党对贫困创新实践,也是党在农村工作的创新实践,使减贫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都得到了有机结合。扶贫干部、人才资源一站到底,帮扶工作坚持志智并重,贫困地区基层公开透明、群众参与的乡村治理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比如说现在我们管理和服务的信息化,产业的组织化,农村村务的公开化,以及基层组织建设的标准化,这些方面应该说都取得了非常好的进展。农村的面貌不仅是经济面貌的变化,而且是贫困群体贫困人口精神面貌的变化,还是很值得总结的。

  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给全党全社会注入了强大的凝聚力,激发了巨大正能量。脱贫攻坚实践,突出实现了人民至上的理念、严谨务实的作风,攻坚克难的意志和担当奉献的情怀,反映了我们党对新时代背景下践行宗旨、使命的新理念、新目标、新要求。既饱含要战胜困难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也始终坚持科学求实态度,既注重发挥先进性、典型性作用,也创新和拓展了广泛的群众性和社会性。这为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第三,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这是习总书记在3月6号讲话中的一句话,这是一个明确的标志。总书记还指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任务,也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先导性工程。继续巩固脱贫成果,努力实现平稳转型,必须做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当然这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的方面很多,我仅从三个角度谈一点我的认识。

  一是工作体系衔接。脱贫攻坚中探索形成的党对脱贫攻坚工作的全面领导体制,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脱贫攻坚,大家可能知道,22个省实行的是省委书记、省长,当然一直往下,就是党政一把手双组长的领导体制,这是非常强有力的领导体制。再一个是行业协调、区域协作、社会力量协力参与,贫困群众协商共建的工作格局。这些工作体系使脱贫攻坚具有了明确的全局定位和强大的组织保障。这些工作体系应该适时地融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进程,自上而下落实到位,这不仅有利于更好巩固脱贫成果,也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乡村振兴的工作体系。乡村振兴工作体系还是专业性的项目,我们要把我们国家的制度优势等优势更好地深入地融入进来。

  二是政策措施衔接。要巩固脱贫成果,有效防止返贫是做好衔接的题中应有之意。政策措施衔接需要分门别类、做细做实。首先尤其过渡期,真正落实总书记关于“四不摘”的要求。就是监管、帮扶、工作队等几个方面不摘责任、不摘帮扶、不摘政策、不摘监管,还有对摘帽县和脱困人口还要研究采取扶上马送一程的针对性措施,要继续坚持贫困的监测预警和应对反应机制。其次是把握衔接点。脱贫攻坚政策这些年也在不断充实和完善,涉及面非常广,地方也结合实际陆续出台了多方面的政策措施,我们应该抓紧汇总,系统梳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现有的政策措施,研究一下从哪些方面、从什么角度不断地完善和衔接提出指导性意见。

  三是注重差异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我们要着眼于国家新减贫战略,对相对贫困群体在乡村振兴中仍应给予特别的关注。因此,对于现有脱贫攻坚的政策措施应及时明确哪些属于阶段性举措,哪些应该适时转换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和制度性,甚至是法律性的安排,应收到普遍性发展和特别性保护的治理效果。

  二是发展机制衔接。主要在两个层面,一个是东西部扶贫协作为载体的发展,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的结对关系,经过多年积累,特别是脱贫攻坚的强烈推动,这种协作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扶贫协作范畴,形成了涵盖双方各方面紧密连接联系沟通和各类要素、各类主体互动联动的共同发展机制。在一些地方,孕育着新的发展点,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应该是未来区域大协调、大发展和我们国内大循环的新格局。我原来做扶贫工作,我也在发达地区说过,我说你到贫困地区不仅是帮,也是找到你未来发展的空间,也是找到发达地区先富之后怎么带动后富的价值实现。包括阿里等民营企业也都有扶贫部,他们对这个事情的认识并不低。他们认为做扶贫的工作实际上也是他们的需求。我不知道他们的需求里内涵还有哪些更丰富的,但是我觉得这不是简单的一句话。这是一个层面。

  再有脱贫攻坚中贫困地区建立和引进的扶贫龙头企业、扶贫车间,特别是国家专项扶贫资金扶持,在各方面帮助和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新型合作组织,这些主体的共同特点都是在建立之初,从扶贫角度就给了它明确要求,让它带有带贫和抑贫功能,形成惠及贫困人口利益的鉴别机制。一些地方还对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实现“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这些方面也都进行了探索。因为脱贫攻坚,国家行政投入的资金,财政投入的,和公益帮助方面的资金,完全可以作为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所拥有的资产,就看我们怎么把它运营好。这个方面还应该继续进行探索,抓好衔接。

  总之,农民作为产权主人、利益主体,发展和参与主体地位和作用应该得到现实的维护和发展,始终坚持共同富裕的底线。不论怎么改革,对于“三农”,特别是脱贫攻坚事业,这四种都不能离开。当前已有的经验也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有些反映有养“懒汉”的,有不利于尊老扶幼的,有的把一户破解开,让老爹老妈当穷人,让自己单独过。这些方面问题也需要在推进乡村振兴中进一步运用脱贫攻坚的有效经验,来进一步把它解决好。

  我就想跟各位汇报这么几点,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谢谢!

  唐园结:

  绝对贫困将成为历史,这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振奋的,对世界的贡献也是巨大的。脱贫攻坚从我们宣传的角度来讲已经进入到了需要集中力量讲好中国扶贫故事的时候了。刚才郑主任更多的是给大家讲了整个中国扶贫怎么干的,取得了哪些成绩,我们应该怎么把这些成绩巩固好,和乡村振兴怎么有效衔接,郑主任的报告对我们非常有帮助,感谢郑主任。

  接下来有请中国风险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三农”研究院副院长张红宇同志演讲,掌声欢迎!

  张红宇:

  我的演讲题目也是紧扣乡村振兴这个话题。2020年注定是人类历史上难以忘却的一年。生存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再次摆在每个人的面前。发展很重要,但是活着更重要,而活着的前提是粮食安全。所以,我今天以粮食安全与农业风险管理为题,讲三个大的问题。

  第一,粮食安全重在总量安全。

  改革开放42年,中国在多种农产品总量方面都取得了绝对的成就。有关数据我不再给大家重复。但是我以为在今天为什么特别强调总量安全,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粮食总量是满足我们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要求。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多元化、高端化和、品牌化、差异化。换句话说,要吃得好,但吃得好绝对是我们在总量满足的前提下才能吃得好。2019年中国粮食总量人均是474斤,我再跟大家讲,我们从1978年到2019年,中国人均的水果总量由1978年的不到6公斤到去年人均水果196公斤。从这个角度来看,粮食不仅解决了我们吃饱的问题,吃好也是同样得到了解决。与此同时,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在不断地释放。观光旅游休闲、生态环境保护、互联网+,有的叫产业业态,有的叫做新产业。比如观光旅游休闲如果是产业的话,互联网+那就是作为业态。这些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功能释放都是建立在粮食总量得到满足的前提之下。这是第一。

  二是粮食总量决定了我们应对国际风云变幻的底气。今年国际形势异常复杂,所以我们要坚守底线思维,从“六稳”到“六保”,到国际国内双循环。实现中央的要求,我以为总量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过去是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尽管我们可以在小麦、水稻以外的其他农产品,甚至包括资源性农产品,保持大出大进的前提下,小麦和水稻保97%以上的谷物基本自给,保99%以上的口粮基本自给,这个数据,我今天不再大家演示。所以,我们有底气应对国际风云变幻的前提是总量安全。

  三是粮食总量安全决定了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基础。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背景之下,总书记反复叮嘱我们吃饭是大问题。我们的口粮、我们的粮食总量是安全的,我们现代化的进程不会因此而受到丝毫的影响。事实上,到了一个比较艰难的时候,中国只要有两件法宝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就可以迎刃而解。第一,粮食,特别是口粮,总量绝对安全的话,可以保证我们饿不死。第二,工业门类齐全,保证了我们发展好,只要这两件法宝保证在自己手里,我认为我们现代化进程、中国梦的实现是一定可以实现的。

  第二,总量安全要抓根本。

  怎样保证粮食的总量安全?42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反复告诉我们,一靠政策,二靠投入,同时我们要靠制度安排。各种激励因素,构成了我们总量安全的无限的推动力。但是今天我们要保证总量安全,我以为四个方面的积极因素。

  一是资源要素。资源要素三个方面:1、保证我们有足够的耕地。最近总书记还特别强调。2、保证我们有足够的面积。17.5亿亩,包括大豆在内的粮食播种面积,8亿亩口粮播种面积,这是必须要保证的。3、保后备资源。总书记在吉林看玉米生产、看黑土地保护,这类的举措,都是保后备资源。包括沙漠道、排水道,在这些地区的种植都是后备能力的强化,这是第一要素。

  二是科学基础。实际上,我们粮食总量能够获得基本的保障,取决于我们这么多年坚持生物技术、装备技术、信息技术,包括降耗技术。1、生物技术。杂交稻、杂交技术,包括基因技术,特别是种业,改变了我们今天的命运。一粒种子改变一个世界,1978年中国的粮食总量3.04亿吨,去年我们粮食总量6.64亿吨,粮食总量翻了一番,主要是科学技术和生物技术。2、装备技术。装备技术今天不仅仅是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问题,更是我们机械化,我们集约、节约生产,特别是做到颗粒归仓,都离不开装备。包括最近南方地区大水灾,我们抓住有利的时机,及时收割、及时烘干,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3、降耗技术。最低限度地节约用水、用肥、用药。比如2015年我们的化肥使用量高达6023万吨,去年减少到5404万吨,减少10%。同期,农药由150万吨下降到122万吨,减少了18%,这是最好的表现。4、信息技术。数字革命在中国的粮食总量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比如防虫、防灾,我们在第一时间最小范围可以做到精准采取相关措施,避免更多的问题。

  三是在人力资源方面。人是决定一切的。所以,《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强化了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特别提出了粮食省长负责制。粮食省长负责制的核心是约束性指标。除了我们在培养和造就一批懂农业,“一懂两爱”的“三农”队伍以外,我们更要关注新型农民的健康成长。我们讲,有文化、懂科技、会管理、善经营的职业化农民培养,我认为有四个方面的精神,有爱国情怀、有工匠精神、有创新意识、有社会责任。晓华部长专门讲到新型经营主体。

  四是政策因素。说一千道一万,政策对粮食总量促进极为重大。这些政策,第一,表现为投入政策。高标准农田的建设,今年两会明确提出要干到8000万亩,一季500公斤,2季1000公斤,从这个角度来讲,高标准农田建设之日,也是我们粮食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之时。第二,我们的价格政策,实际上对小麦和水稻的最低收购价,是引领其他农产品价格导向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在很大程度比补贴的意义要高得多。第三,聚焦,对粮食的包括各项补贴,比如农机购置补贴,包括生产性服务业的相关补贴。总而言之,通过四个方面积极因素的释放,我以为这就是保总量安全的根本问题。

  今天我向大家汇报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农业风险大有可为,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方面,风险管理很有作用,而且意义重大。从广泛意义上来讲,我们一切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政策,都可以理解为风险管理政策。所谓风险就是不确定性,而风险管理就是减少不确定性,并且把不确定性减少到最低程度。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最近在思考,与其我们过去狭隘地把包括保险、包括期货在内的这种风险管理工具,主要用于受损以后的补偿,能不能把相关的理念前置。换句话说,预防重于止损,或者叫重于减损,减少损失,至于止损。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三个问题需要抓。

  一是基础。减少损失的基础,什么基础?基础设施建设基础,各项政策出台的基础,高标准农田建设,我们在很大层面上可以防止涝灾、旱灾、虫灾、雹灾,如果这些都做好了,损失可以减少到最小的范围,降低到最低的程度,这是基础设施。包括科学技术良种,同样种子可以产1000公斤,也可能产500斤。从这个角度来讲,基础建设非常重要。

  二是信息化。数字革命真的是改变了我们对传统农业的认识。如果我们善于运用数字技术,在很大层面上在第一时间,无论是发生自然灾害,还是市场灾害,都能够及时进行政策上的一些变动。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讲数字、讲信息,特别是对自然风险造成的影响,在未动知时发现问题,在发生以后最小层面上采取各种积极应对措施来克服它的相关影响。

  三是能力。风险管理最终取决于我们对风险怎么认识,怎么样强化相关的举措,这就是能力问题。过去我们对小生产更多地是通过保险这种政策工具来止损,来实现规模化的经营。仅仅是保险,甚至是再保险也是不够的,仅仅是保不完全成本,甚至保完全成本也是不够的。对企业化经营、对规模化经营来讲,一定要在保险的基础上加期货。在两个市场的背景之下,一定要抓贸易救济。这是我们怎样防止风险能力建设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第一,风险预警的能力怎么样;第二出了险以后我们的赔偿能力怎么样;第三,风险管理的体制怎么样。林林总总,需要我们在座的做深度的问题研究。

  总而言之,产业安全重在粮食安全,粮食安全重在总量安全。我谈三点不成熟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谢谢!

  唐园结:

  张会长演讲激情飞扬,时间关系,不点评了,我想我们都感受到了。最后我们有请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斌同志演讲。

  徐斌: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中午好!向大家汇报一下中华保险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政策的一些实践和探讨。

  首先,汇报中华保险成立于1986年,是我国成立的第二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控股保险公司。作为我国农业保险公司的先行者和国家财政补贴性农业保险试点的承担者,中华保险在农村保险领域深耕了34年。农业保险规模长期位于市场第二位,农村服务网点、人才队伍、产品系列等方面都居于行业前列,较好履行了保险服务乡村振兴、助力全面小康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截止到去年年底,中华保险已在全国28个省、196个市、1765个县经营保险业务,农业农村网点下沉到2.7万个乡镇。其中,乡镇性农村服务站6000个,村级服务站超过了2万个。中华保险农险产品条款达到了2005个,覆盖了农林牧渔共180个农产品品种,产品条款数量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上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中华保险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做好农业保险理赔服务工作,累计理赔案件50万个,为97万受灾农户理赔赔款金额达到了25个亿。特殊时期,展示了保险企业的责任担当,有力地保障了广大农户利益。中华保险与中国中信、光大等期货公司开展了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了棉花、玉米、白糖、苹果等41个保险+期货项目,试点项目和规模位居行业的前列。

  中华保险借助于数据功能,推动了农险数据化服务新的升级。中华保险始终将科技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坚定不移地贯彻数据中华农险先行的战略,提升科技核心竞争力。中华保险与阿里巴巴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联手打造保险行业首次基于混合业运营模式的新一代核心业务系统。在多个方面,以遥感技术为核心的天空地一体化卓越的新模式,实现了空间基础数据、保险数据、遥感数据的融合管理,做到了数据真实性,提升了农业保险的公信力。

  2019年中华保险各类保险扶贫项目提供风险保障将近4万亿,投入资金超过1亿元,在南疆和田、四川凉山,为深度贫困地区提供了农险风险保障较上一年度增加了45亿元。在甘肃创新开发了一张保单和一揽子保险,涵盖了全省58个贫困县区的种植、养殖所有农业产业。积极参与了国家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先后开发了农民大病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中华低保人员住院医疗保险等,累计为1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提供近2万亿的风险保障。这期间,将扶贫与维稳工作有机结合,投入扶贫资金近3000万元,与共青团中央共同开展了中华情、保险美,是中华保险为青年创业扬帆护航项目,解决贫困农村家庭就业问题,为保险企业助力扶贫提供新的实践。

  今年3月,中华保险与农业农村部签署了保险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协议,双方聚焦保险服务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突出保险服务农村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工程和重点项目,为中华保险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和全面小康奠定了坚强的基础。今年6月,中华保险当选为中国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会副会长单位。7月22日,又与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村发展研究院合作成立了国家农村农业保险研究中心,旨在整合农业保险科研、教学、实务等多方面资源,为中国农业风险管理和农业保险人才作出积极的贡献。中华保险将立足于政府支持、科研助力、企业合作的发展理念,积极与国家各部委、知名高校以及行业研究平台合作,合力推动农业保险融入国家战略、服务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战略赋予了保险业新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更赋予了我们重要的历史使命与担当。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年,也是确保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为第二个百年目标打好基础的关键年。保险业将在打赢脱贫攻坚和补齐“三农”领域短板保驾护航。中华保险业将进一步树立大局意识,突出优势,创新工作举措,全力担当大国企应有的职责义务,为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积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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