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土地托管”的发展历程

　　伴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劳动力被不可逆的趋势离开乡村，进入更高回报率的城镇建设中。因此我国农业生产，伴随着劳动力不可逆向城镇转移，必然要有所调整。

　　因为粮食安全是任何国家必然关注的重大课题，只有吃饱了肚子人们才有幸福可言，国家才能发展的长治久安。

　　2008年10月《陕西日报》刊发了《长安4000农户实行土地托管》一文，这是最早的关于土地托管的新闻宣传。2010年夏，陕西省社科联在长安区马王镇召开了《长安土地托管研讨会》，将长安土地托管列入2011年陕西省重大社科研究选题。

　　2013年6月，当时农业部的韩长赋部长在《关于推广长安土地托管的建议》上批示：“‘土地托管’确是一种好的形式，在‘七个不变’前提下，实现了‘七个提高’和‘四个降低’，又解决了规模经营和农民外出务工的种田问题，值得总结推广。”

　　同年1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公开发表在关于“谁来种地”话题时他说：“为了解决部分农民家庭因各种原因无人种地问题，不少地方农村采取了土地托管、代种代耕、以及‘土地银行’等措施，保证了地有人种，这些办法都值得推广。”

　　2014年开始，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中，首次将“土地托管”写入中央文件，并在之后连续四年写进中央一号文件，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和推广。

　　中国粮食“安全”、“可控”与土地托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可耕作土地经过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出现了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家庭农场、外来大户承包农业生产与合作社相协同的农业生产模式。

　　然而，随着城镇化迈进带动着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我们实际参与到农业生产中农人的数量不仅越少，同时年龄也在越来越大。

　　如上图我们通过国家统计局关于农作物种植面积与食物消费测算得出结论，我国的粮食自给率正从2000年的90%以上到2020年的不到65%快速下降。

　　我们的粮食安全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阶段。规模化种植是保障粮食安全可控的基础。因此我国既要存在市场化、商业化的经营主体，更要构建一个“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政治化主体，形成农业生产双主体相结合的中国模式。

　　而“土地托管”始于一线“村集体”的党支部，由关心农业生产的干部牵头并得到村镇农人的认同，从2008年托管1.6万亩粮田起，到2011年托管10万亩，让每亩粮食产量提升100公斤左右，农人每亩多收益300元左右。

　　随着这些年国家政策的不断推出，越来越多的地区政府推进土地托管相关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结果。经过多方资料的查询和相关的分析研究，我们认为“安徽模式”将是未来我国农业发展和土地托管发展的方向。

　　安徽省农业生产“大托管”示范成果显著

　　2022年5月，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农业生产“大托管”示范推广，展开了具体的工作实施方案。

　　通过明确农业生产“大托管”的“一引领、两委托、三跟进”：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接受农户委托直接提供全程托管服务，或再委托给托管主体、各类服务组织跟进实施专业服务。

　　并通过金融机构跟进开展金融支持，保证各方跟进建立对应的利益联结机制，并有效跟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同时要求地方政府加强资源整合与政策创新，并搭建县级“大托管”信息服务平台，成立乡镇“大托管”服务中心，并在创新金融服务的同时，加强县级单位的制度建设与质量监管。

　　截止2022年12月份，整个安徽省推广示范的21个示范县托管了485万亩耕地，共计节本约1.8亿元、增产约1.82亿斤、增加效益2.5亿元，亩均节本约93元、增产约94斤，亩均节本增效约223元。

　　参与“大托管”改革农户27万户，户均增收900元左右。实施“大托管”的1100个村集体收入1.6亿元，村均收入14.5万元。

　　土地托管要从“数据资产”中见效益

　　最后我们要强调，哪怕是粮食安全这样重大的课题，必须要保障农业生产的经营主体“不亏钱”！

　　为了防止粮食规模化种植中系统性亏损的风险，是一定要将“金融工具”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深入融合到农业生产本身中的，这其中涉及到重大的改革空间。

　　这里边对于农业数字化技术的要求，不是简单的“赋能”农业、农人做到降本增效、优质优价就能够完成的。

　　而是基于”数据、交易、资源、任务”系统搭建全新的价值网络，形成面向农业产业链中所涉及的各环节的组织与个人“科技+金融”的产业互联中台。

　　也就是说，我们要在已经成熟的数字化农业技术的成果之上，将其获取到的“数据”形成“资产化”创新，通过与金融的有效结合：即保障农业生产的增长增收，又防患于未然的保障农业生产全产业链从业者“不亏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