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据财政部部长助理胡静林今年3月曾在“两会”时透露的消息：从2005年开始安排这项资金到2012年，累计安排456亿元，其中，2012年预算仅安排了158亿元。

　　农业部与高基农田建设有关的资金来源是高产创建项目资金，数额则更为稀少：2012年，中央财政安排的资金总数，仅为20亿元。

　　即使将这些项目资金都投入到土地整治中，全部加起来，仍仅有200亿元左右。而且，“实际上，各个部门的钱并不太愿意被整合到其他部门的项目中去。因此，整合的难度很大、数额很小，有些得不偿失。”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相关人士称。

　　所谓“整装模式”，即由地方政府出面，将村庄整治和农田整治进行打包，将村庄整治与“增减挂钩”结合后获得的土地增值收益用来进行农田整治。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农田整治和村庄整治结合在一起，可以让农村土地的利用状况得到根本性改善。

　　此外，这种模式还可以缓解地方政府对土地整治的资金投入压力。目前较为成功的实践者是浙江和江苏两省。前者在十多年前已开始先由政府拿30%的资金帮助农民“上楼”，土地增值收益用于耕地整治；后者近些年来亦开始推进“万顷良田”工程，其实质并无太大区别。

　　这种模式良性运转需要双重支撑。首先，当地地价升值空间较大，足以弥补各项支出；其次，增减挂钩与耕地整治之间的关系需形成规范，比如，土地增减挂钩产生的收益多少应与农民进行分享，剩下的部分多少可用于土地整治等。

　　目前来看，中央对此一模式的态度还是以“堵”为主。2010年底，国务院《关于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切实做好农村土地整治工作的通知》多次提及土地整治规划及增减挂钩等相关话题。

　　针对目前这种“整治缺钱、维护无钱”的状态，各方意见最为激烈的是在目前积极财政政策框架下，全国其他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扶持，但中央财政对土地整治仍无专项资金投入。

　　财政部财科所一位相关研究人员向《财经》记者指出，之所以形成目前这种投资体制，主要原因有二：首先，因标准是动态变化，土地整治资金无法核算确切额度；其次，目前各项土地收入基本都掌握在地方财政手中。

　　“中央财政没将相关财权上收，也就不应承担过多的事权。”这位研究人员称。而针对目前土地整治资金缺口较大的现状，他建议调高土地出让金收益中用于土地整治的额度，由15%调高到20%，以缓解矛盾。

　　这种观点并未获得广泛认同。究其原因，在于目前土地出让金收益中已经切出了教育、农田水利建设、农田土地整治等多项。“肉早就已经刮干净，现在只有骨头了，不可能再切出一块来。”郧文聚称。

　　假如不能对央地财政支出结构进行根本性的改变，不将土地整治列入中央预算专项，实际效果会否更好？新增费和土地出让金收益虽然波动性较大，但基本可按照相关法律专款专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均无权挪作他用。假如土地整治成为财政拨款的专门基础性项目，很可能出现克扣打折现象。

　　郧文聚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下，较为合理的改革方向是，在新增的中央财政收入中切出一块，与目前的整治资金盘子融合后，共同投资到土地整治中去。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规划委员会副主任袁崇法指出，政府不应该是土地整治唯一的资金来源。

　　“我们总在考虑资金来源问题，是因为习惯性地认定这件事是由政府来实施。但如果交给民众解决，其实就不用发愁资金的问题，所以，资金问题是人为的问题。”袁崇法说。

　　对此，《规划》提出，在充分利用现有土地整治资金的基础上，积极调动社会资金参与土地整治，并提出两种途径：一是形成以政府资金为主导，吸引社会资金投入的土地整治资金保障体系，探索土地整治市场化机制；二是鼓励挖掘存量建设用地潜力，鼓励各类企业在符合规划、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提高土地利用率，促进土地深度开发，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规划》只延续了以往各项政策中的相关说法，尚未对社会资本进入土地整治项目有具体规定，社会资金进入这一领域的积极性有待提高。

　　根据中国台湾地区《土地重划相关办法》的实践经验：政府奖励人民自行办理土地重划(整治)。有资金实力的社会团体在进行相关土地整治后，可享受免税等一系列收益，故积极性很高。

　　【作者：《财经》记者 焦建 】